【大紀元12月23日訊】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12月20日下午在美利堅大學召開的題爲“中國維權運動與新聞自由現狀”中國問題研討會，以下根據《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現場發言整理：
圖片説明：大紀元華府日報總經理黃祖威博士主持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舉辦題爲“中國維權運動與新聞自由現狀”研討會。
以下是《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現場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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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現在是否存在自由？
我先談一談中國現在是否存在自由的問題。我們就先不說那些農民、下崗職工、愛滋病患者或者民工，他們的聲音都是被徹底封殺掉的。我們就說說中共內部的那些高官，他們是否享有自由。表面上來看，他們享有不受任何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絕對自由，好象想抓誰就抓誰，想打擊誰就打擊誰，但是他們和我們一樣不能自由表達。你比如說鎮壓法輪功這個事兒，據我知道，當時中共內部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很多人都在想你江澤民鎮壓那些祛病健身的老頭兒老太太幹嘛呀？但是他們敢公開說出他們的想法嗎？他們不敢。也就是說連他們自己體制內的高官都沒有言論的自由。另外他們踐行的那些超越法律限制的“自由”卻是以剝奪其他人的自由來實現的，因此這種自由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所以他們也一直擔心他們那些所謂“自由”行為的後果，比如會不會有朝一日被清算等等。
那麼他們有沒有變成一個好人的自由呢？很不容易。舉朱鎔基做個例子，他當總理的時候就說，以後他退了休大家能說他是個清官他就很滿意了，因為周圍的人基本上都是腐敗分子，而且越是位高權重，腐敗得就越深。誰潔身自好，誰就會被大家看不順眼，會被拋離這個權力中心。如哈威爾所說：“每個人都參與了，被奴役了，無論是水果商還是國家總理。兩者都無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
有人說，現在的人在政治上比以前自由多了，比如以前你對中共一點也批評不得，否則就是張志新的那種下場，大刑伺候之後還要槍斃。這種看法也不全面。確實人們現在可以在私下裏批評一下政府，但是這種批評——就算是在陳述事實，但也不能越界。這個界限就在於，你的話不能讓很多人聽到。言論自由本來就在於自由表達意見，大家公平討論，不會因言獲罪，可是別人連聽都聽不到，那麼我的言論還有什麼意義？還談得上什麼言論自由呢？看一看《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就會知道，真正對政府的批評只能陷於就事論事，比如指責個別官員的官僚、冷血，但是理性的分析是不允許的，如果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制度、指向執政黨就更不行。否則就是刪帖。那麼這種留得下來的、能夠被大家聽到的批評，與其說是批評還不如說是在發牢騷更準確一些。而且牢騷發過了頭，可能還會有網路員警找你的麻煩。要公開支持法輪功就更不行了，杜導斌不就是這麼被抓起來的嗎？只要還有人因言獲罪，就談不上什麼言論自由。
那麼中國的經濟是自由的嗎？也同樣不自由，不能算作自由經濟，而是官商一體，用權力洗劫百姓的經濟。政府集中一切權力，壟斷一切資源，可以隨心所欲地上大工程，並從中收取回扣和好處；通過管制匯率把壓力轉移到農村和基層；通過操縱股市圈錢；通過發行國債、增加財政赤字、給公務員加薪等積極性財政政策等許多手段預支百姓的未來。而普通百姓哪怕只是想做小買賣，都要受到工商、稅務、衛生、檢疫、環保等許許多多部門巧立名目的盤剝。真正不靠賄賂政府官員和其他非法手段致富的人鳳毛麟角，因此絕不是什麼自由經濟。
有人把中國這種專制制度形象地比喻為一個液壓系統。液壓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密封性極好，而且必須達到完全的封閉才能讓整個系統有效運做。所以在中國，一切都是國家機密，一切都是黑箱作業。不僅百姓沒有結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遊行示威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甚至連作為一個人最最基本的思想的自由都沒有。法輪功成員遭受酷刑轉化和洗腦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
我們可以這樣說，“專制下沒有自由”。在邏輯上，一個命題的成立連帶的就是逆否命題的成立。“專制下沒有自由”等價于“有了自由就沒有專制”。實際上中共完全明白這一點，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對法輪功這麼殘酷的鎮壓，並且把法輪功視為對他們的政權生死存亡的威脅，雖然法輪功爭取的僅僅是信仰的自由和個人健身的自由而已。
二、一句真話勝過千軍萬馬
我說了，對中國這樣一個液壓系統型的專制社會來說，任何一個自由的突破都會造成這個專制制度的土崩瓦解。而言論自由常常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專制表面上強大，掌握著一切社會資源和暴力資源，但實際上勝負的較量並不是發生在我們看得見的這個物質社會的力量對比上，真正的勝負手發生在——用哈威爾的話來說，發生在“社會的精神和良心的領域”。言論自由會打破中共當局用謊言編織起來的鐵幕，而還給民眾一個真實的世界。當這個真實的世界普遍為民眾認識的時候，就會在社會上形成一股潛在的力量。這就叫不戰而屈人之兵吧，包括中共體制內部那些良心尚存的人，和它掌控的暴力機器都會倒向真理的一方。這種倒向完全可以在幾秒鐘之內發生。只要時機成熟，一句真話的力量勝過千軍萬馬。
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發生政變，齊奧塞斯庫被逮捕後槍決。這件事情非常有戲劇性，11月20日至24日，也就是政變發生前一個月，羅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開，齊奧塞斯庫再次當選為羅共總書記。他在閉幕式上的講話受到人們30多次的歡呼，稱讚的口號更是不絕於耳。之前無論是羅馬尼亞的國慶日還是齊奧塞斯庫的生日，羅馬尼亞都舉行盛大的遊行，人們向他歡呼致敬。
但是在1989年12月16日晚，在羅馬尼亞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發的事件點燃了羅馬尼亞劇變的導火索。起因就是神父拉斯洛•托克什，這位羅馬尼亞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因多次發表反對政府和齊奧塞斯庫的言論於11月經市法院判決開除公職、驅逐出家門，流放農村。拉斯洛抵制這一判決，躲到一所教堂避難，招來政府的強制性行動。16日晚，保護神父的市民與員警和保安人員發生衝突，造成不少人員傷亡，內務部宣佈在蒂市實行緊急狀態，外界傳說那裏屠殺了上萬人。這個消息傳遞到全國，整個國家的局勢開始動盪。
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國廣場舉行了萬人群眾集會，齊奧塞斯庫在大會上就蒂市局勢發表講話。在講話還未結束時，與會者中就有人發出了噓聲。突然，廣場深處響起了一聲呼喊：“打倒齊奧塞斯庫 !”聲音越來越大，一些群眾開始焚燒手中齊奧塞斯庫的畫像和國旗。局面立刻開始失控，齊奧塞斯庫也從鏡頭上消失。齊奧塞斯庫在逃亡的路上可以說四面楚歌，沒有任何人對他提供任何幫助，他的親信和軍隊紛紛倒戈或者不知去向。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句真話的力量。幾天以後，電視裏就播出了齊奧塞斯庫被槍決的鏡頭。
那個第一個喊出了“打倒齊奧塞斯庫”的人跟那個第一個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兒一樣，說出了大家想說但是不敢說的話。這就體現出言論自由的意義，只有達到言論自由，老百姓才能、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絕大多數人能夠通過言論的自由傳遞就某個問題達成一種共識的時候，變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這個“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的意義是很重大的。我們保衛言論自由就為結束專制暴政邁出了可貴的一步。言論自由可以為真相和真理的傳播提供平臺。象齊奧塞斯庫就是犯了一個錯誤，他在群情激憤的時候，把人聚集在一起集會，結果一個人的呼喊被大家聽到之後，就迅速傳播為整個國家的呼喊。我們今天在這裏的人不多，但是我們有非常好的合作夥伴，可以通過最先進的突破網路的技術，把我們的聲音傳播到普通大眾那裏去。
三、言論自由對中國的積極意義
中國這個社會照現在這樣的情形發展下去，它的崩潰是必然的，一定的，而且會不期而至。象章家敦先生寫的《中國即將崩潰》和鄭義先生寫的《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我們知道經濟的崩潰和生態的崩潰必然帶來社會的崩潰和上層建築的解體。我們現在就要通過我們的傳播技術把真相告訴給民眾，一方面讓他們放棄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傳播一種理性的精神，尤其是真誠、善良和寬容的精神。
在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很多先行者都會付出很多，甚至是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象杜導斌、楊建利、和事佬等等吧。在這個方面，法輪功的成員也做了很多巨大的付出，而且他們所傳播的真相和“真、善、忍”的原則，為重建中國的信仰和道德體系、提供整合民族的文化、提供個體健康和社會安全的保障系統、消彌人心在中共長期謊言和暴力統治下產生的仇恨都發揮了極好的作用。
中國大陸有很多很有思想的人，我在海外也看到很多。他們可以說是中國人權和民主的啟蒙者。但是僅僅有啟蒙者是不夠的。我們不僅僅需要中國的伏爾泰、索爾仁尼琴，還需要讓這些啟蒙者的聲音能夠被普通大眾聽到。中共現在用整個一套有系統的歪曲的邏輯和思維方式去誤導民眾，也在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甚至把國家和中共這個政黨混為一談等等。只有有了不同的言論，老百姓才能夠聽到不同於中共的聲音。尤其是很多真理的聲音才能在民間流傳，並且整合民間的道德體系、信仰體系，並最終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想像，只有當真誠、善良、寬容、自由、平等、博愛和理性的精神成為主流的時候，中國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中共有一種非常迷惑人的說法，就是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仍然以生存權為第一人權。其實這個言論自由跟生存權一點衝突都沒有，因為言論自由是消極自由，也就是說它不是要求你政府做什麼，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麼。什麼也不做是最省錢的，而限制言論自由，就象中國現在30萬網路員警和遍及全國的“金盾工程”才是要花很多錢的。這方面，胡平先生論述得很透徹也很精闢，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貴在堅持，並越來越形成規模。我相信，這個維護基本人權的運動一定會在客觀上對結束中共的暴政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倡導言論自由，同時我們的同盟可以做得很正大，絕不散佈誹謗和煽動仇恨，而且堅持不懈地做下去，我個人認為它就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談這些個人看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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