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在華府「審江大聯盟」發起的「人權惡化的現狀與對策」研討會上，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章天亮表示，「全球公審江澤民」的活動不但可以清查江澤民私下將超過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出賣給俄羅斯的罪行，而且可以為討還這些領土找到機會。同時，「審江」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結束中國的人權迫害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以下根據他的即興發言整理：
我先簡單地談一下關於領土的問題。江澤民在1999年12月份的時候曾經和俄羅斯簽署了「中俄邊界新約」。他承認了從《尼布楚條約》之後，清政府和沙皇俄國歷次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總共割讓的土地，如果不算外蒙在內，大約有150萬平方公里。這個事情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沙皇俄國從中國割讓土地，割走土地的時候它是通過不平等條約：《璦輝條約》、《北京條約》跟《中俄勘分西北約記》。這三個條約割讓土地共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些條約屬於典型的不平等條約。
就從現在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來看的話：不平等條約它是沒有甚麼約束力的，對締約雙方是沒有約束力的。而平等條約它是有約束力的，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土地是通過不平等條約拿走的話，那麼是可以有機會討還的。我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失敗之後，李洪章曾經和日本政府簽訂過一個「馬關條約」，當時條約規定是永久割讓台灣跟澎湖列島。也就是說台灣從此之後再也不屬於中國了，但是因為這屬於不平等條約，這個不平等條約它沒有約束力，所以在二戰日本戰敗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就可以把台灣收回祖國的懷抱。
所以我們可以把《馬關條約》作為前車之鑒，那麼《璦輝條約》、《北京條約》跟《中俄勘分西北約記》這三個條約，它們跟《馬關條約》是非常相像的，就是我們有機會把這個土地討還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在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之後，列寧當時為了改善跟中國的關係，曾經在1919年跟1920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當時列寧就說所有從中國割讓的土地，從沙俄時代通過不平等條約割讓走的一切土地都可以全部無償地歸還給中國，這個是有據可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人民日報》上也有這樣的關於列寧的對華宣言的記載。所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看中國完全有理由把這個土地收回。
但是江澤民在99年年底的時候跟俄羅斯簽訂的《中俄邊界新約》呢，就把這個土地就永久的割讓出去了。剛才我們談到的公審江澤民，它對於我們討還領土是有一定意義的。為什麼有意義呢？因為江澤民在簽訂條約的時候，他是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簽訂的，而中國在1990年底時候，全國人大曾經通過一個法律叫做《締結條約程序法》。這個法律裡邊規定了：有關領土和劃定邊界的條約必須報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國家主席，你是沒有權力把這個土地就轉讓給別的國家。因為這個土地不是你們家私人的土地，不是你們家後院，這個土地是全國人民的土地，那麼誰有權力支配呢，從名義上來講就是通過全國人民的代表這樣一個組織：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它才有權力來批准這樣的邊界條約。而江澤民呢，他顯然是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表決，他簽約本身就是違法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如果我們可以把江澤民送上法庭的話，從法理上來講我們可能還有討還領土的機會，這是非常重要的。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中國的人口有13億還多。人口和環境、自然環境之間的這個關係，生態的關係是非常對立的、非常緊張的，中國人均佔有的資源是非常的貧乏，僅舉可耕地面積來講：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家知道西藏那邊是不適合種莊稼的它是高原、新疆那邊是沙漠、內蒙那邊是草原而且沙漠化很嚴重，其實中國比較好的土地，適合於耕作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除長江和黃河下游地帶之外。就是松花江流域，再往北的話是黑龍江流域，那個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土地，過去說是棒打匏子瓢舀魚。而且那兒蘊藏著非常豐富的石油跟礦產，那中國人口不斷增加的話對生態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說中國經濟要想發展的話必須解決人口與生態的問題。而那個地方，就是江澤民割讓走的土地，那可能是中國最為寶貴的今後發展的空間，中國生態專家鄭義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中俄邊界新約－－斬斷民族生路》就是以後我們中華民族的生路可能都要被江澤民斷送掉。所以不管從情上、從理上、法上來講江澤民割讓土地這種罪行呢我們是一定要追究的。這是我要談到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全球公審江澤民這個事情，對於現在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它是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什麼這樣講呢？剛才王先生，就是王能祥前輩曾經提到一個人。他是用英文講的，我看到過那個人的書，就是馬思洛的「層次需要論」：人一定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活著的話，他總是有一個目的：宗教情懷與生俱來。中共用無神論打破中國所有的宗教，清理掉所有的宗教後，它自己就變成了一個准宗教組織，在中國為了填補人的精神需求，在共產黨國家它有一個非常普遍、非常典型的一個現象就是造神運動，它要把不管是金日成也好、斯大林也好或者是毛擇東也好，就包括江澤民它要拚命把自己塑造成神。它這樣的目的是為了填補人的這種精神需求，但是如果你要把領袖（領袖也是人嘛）造成神的話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點就是神是不犯錯的。那中共採用的具體辦法就是把自己變成道德的楷模，它自己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道德的解釋者，比如說在憲法裡邊規定說你要愛黨、愛社會主義，不管這個黨墮落到甚麼程度你也要愛它，這是它自己的一種道德價值觀。第二點就是神是無所不能的。而中共極力在人前扮演它無所不能的角色，不管是從經濟發展，它跟人民說你跟著的話我保證你奔小康，一年7%-8%的增長率，可以一塊過好日子啊。不管是神五上天面子工程也好或者是內政、外交方方面面的，包括薩斯病它為什麼要封鎖，它都是要在民眾面前表現出一切都在黨的掌控之中，沒有任何事情是黨處理不了的。
這樣的話它可以有效的填補人的一種，就是給人偽造出一種安全感，跟著黨的話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而這兩點，就是它自己塑造的道德楷模和無所不能兩個形象，實際上是它執政的合法性來源。所以中共，不只是中共，歷屆的共產黨它都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領導人在位時你是不能批評它的，因為它一旦犯錯誤的話，它這個權力合法性就沒有了。所以說中共雖然也在不同的的場合，對共產黨本身作過批評或者是說它對首腦的否定，就包括對毛澤東有限度否定，但這種否定都是內部否定，而絕不允許在外部去否定它的。
中國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說憲法的問題是不是完善哪，它的人權是不是很黑暗啊，或者是說我們有的時候說中國現在的專制制度會把人變得很壞啊，很多方面的問題，我們覺得簡直就是說問題多得無從下手。其實呢，起訴江澤民就是我們下手的一個最好的切入點。從人這來講我們可以說：擒賊先擒王，從另外一方面來講呢，我們全面的揭露江澤民它所做的一切壞事，不管是它出賣領土也好、迫害人權也好、對信仰的迫害也好，包括它的裙帶關係，貪污腐敗，從各個方面揭露它的邪惡的時候呢，也就是說第一點打破了中共過去的宣傳，也就是中共是道德的楷模。江澤民之所以拚命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憲法中去，那是一個神位，一旦進去之後的話它就是名標青史的一個地位，那麼我們全面揭露它的話呢，就打破了它給人民造成的第一個假象：它是道德上無可挑剔的。
另外呢，如果我們真的能把它送上法庭的話我們又可以打破它的第二點：它覺得中共自己無所不能，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現在呢，你中共的首腦都被送上了法庭，你怎麼解釋這個問題啊？就從這兩個角度來講，「起訴江澤民」對中共來講，都是一起他們可能會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也許我們主觀上沒想怎麼樣，但客觀上確實可以動搖中國的這個專制制度，也可以推進中國的人權建設，那麼很多的東西，比如人權這個問題解決的話，那麼很多象自由啊、其他一些社會問題呢可能都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
「全球公審江澤民」它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這麼多的人他們是被中共迫害的，可以說中共的手上是沾了這些人的血，他們是被鎮壓者、被迫害者，但是他們沒有把中共當成敵人，他們沒有抱著一種仇恨的態度來對待中共，他們採取了一種非常理性的態度，就是說：我們大家有甚麼事情，我們到法庭上把它說清楚。我說我的理，你說你的理。你比如說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剛剛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在1999年的時候，它在奧克蘭親自向各國元首派發詆毀法輪功的小冊子，那時候就可以看到它自己覺得理直氣壯地這樣做的。而今天的法輪功，就是在「全球公審江澤民」聯盟中的法輪功的團體，他們說江澤民你覺得鎮壓有理的話你就到法庭上來，我們把這個事情說清楚，它就不敢來了，這說明它確實沒有任何可以拿的到台面上的道理。
而這些起訴江澤民的人呢，可以看到他們沒有到處去喊哪，抱著一種很過激動手段，完全是採取一種理性的、和平的方法。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匡扶人間正義。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做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給我們改善中國人權狀況或者是推進中國的一些，比如說憲法法制建設的話開創了一個非常好的路子。
我就講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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