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日前就美國、加拿大部分地區斷電事件發表談話，聲稱他代表中國政府對美國和加拿大人民在停電時所經受的痛苦表示關注和同情。這番說辭似乎表明中國正在加速融入國際社會，正在變成一個有道義感和同情心的國家。
圖片說明：8月14日大停電後的紐約。法新社。
我不知道美國和加拿大人民是否會听到孔泉這番款款的慰問，并對此作何感想。但是，作為一個仍然生活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一個仍然過著沒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的中國公民，我感到孔泉的這番表達過于奢侈、過于夸張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應當關注的不是美國和加拿大人民，美國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們的政府為他們提供服務、為他們解決困難；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應當關注的是自己國家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權。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發生了一個名叫李思怡的三歲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餓死的慘劇。居民向警察報告說，旁邊一戶人家中傳出陣陣惡臭。當警察強行打開門時，他們發現一個三歲女孩已腐爛的尸體。門上有她的手指抓過的痕跡。一位政府官員認為女孩死于干渴或飢餓。
次日,《成都商報》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并尋求她失蹤母親的線索。記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歲的母親李桂芳，從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監管。雖然李桂芳給警察下跪哀求，請他們通知家屬，幫助照顧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
派出所在李桂芳二姐家對面，距离不過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沒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后孩子的尸體被發現。目前，李桂芳還在被拘捕中，她將來有一天應該記住以下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黃小兵、王華麟，城郊派出所轄區刑警隊長、副所長王新，副所長盧曉輝，青白江區公安分局團結村派出所實習警校學員穆羽——她直接和間接地向他們哀求過。記住這些名字不是為了有朝一日對他們進行報复和審判，記住這些名字是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惡是如何發生的。罪惡不是孤獨的個案，罪惡深藏于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現實生活之中；同時，罪惡也不是抽象的存在，每一樁罪惡都是由具體的人實施的。我們所有人都是可恥的參与者，沒有人真正能夠置身于事外。《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國司法系統缺陷的最新的一個案例。”网絡上一位學者憤怒地質問說：“整件事體現出我們的系統冷酷的本質。這是什么樣的國家？什么樣的社會?”
我想，能言善辯的孔泉先生應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對于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來說，沒有他們回答不了的問題。在我看來，孔泉最應該談論的不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停電事件，而是像李思怡事件之類的、正在中國發生著的慘劇。李思怡之死，不是一個偶然事件，類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著，它的被披露卻是偶然的。同樣，几個月之前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被警察拘捕并毆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學者任不寐寫道：“李思怡走了。一個三歲的小姑娘。我們對她的悲慘的死完全無能為力，只有默默垂淚，心魂懼裂。任何繁瑣的論證都是愚蠢無良的，是國家及其精神殺害了她。國家又一次凱旋了。我們在這個國土上找不到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禱上蒼把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選擇一個日子讓所有的心靈在那里匯集。我們將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門廣場，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舉起。”李思怡是我們的孩子，她死于冷漠，死于殘暴，死于我們的“習慣”。李思怡死了，而外交部發言人的謊言依然在按原有的模式有條不紊地運作。我的問題是：一個連自己的同胞、連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么資格去同情彼岸的人們所遭受到的一點點生活的不方便呢？作為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孔泉難道不應該為李思怡慘案的發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忏悔嗎——以他背后那個號稱“三個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名義？
然而，孔泉先生的同情心僅僅是“似乎過于充沛”而已。在面對像李思怡事件這樣的“國恥”時，孔泉要么死不承認，要么顧左右而言他，再也不肯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同情心來。他把官職看得比同情心更加重要，他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他的心里話。
像他這樣的官僚不會有恥辱感。同情心与恥辱感緊緊相連，一個沒有恥辱感的人，又怎么會有同情心呢？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孔泉先生為什么不同情那些“六極|”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呢？直到今天，“六極|”大屠殺已經十四年了，死難者們依然死不瞑目，家屬們依然連公開談論和悼念自己家人的權利都沒有。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們，不斷遭到安全部門的騷擾、恐嚇、跟蹤和囚禁。殺了人家的孩子，還不許人家哭泣，這是一個多么具有“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啊！我還想追問的是，孔泉先生為什么不同情那些受到殘酷迫害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信徒和法輪功修煉者們呢？他們中的許多人并沒有做任何違背憲法和法律的事情，僅僅為了堅持單純的信仰，而被專政机器搞得家破人亡。不僅要管制人的身體，而且還要控制人的心靈，這又是一個具有什么樣的“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呢？
說到底，孔泉的“同情心”不過是“同情秀”而已。其實，這也怪不得他。既然連李肇星這樣的“當代紅衛兵”都能出任外長，在每個外交場合都強詞奪理、信口雌黃，那么，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的孔泉又能夠好到哪里去？在這樣一個極權的政權之下，哪一個官員又能夠維持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性呢？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的結尾處寫道：“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几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出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魯迅之后的時代，中國人的鮮血繼續淤積著，從“文革”到“六極|”，再到今天的小女孩李思怡。李思怡不知道什么是“三個代表”，而政治局的會議室里的巨頭們也不會知道她的悲慘命運——与他們討論的那些“軍國大事”相比，李思怡的生命輕如鴻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在千千万万黎民百姓的心目中，李思怡的中國顯然比“三個代表”的中國更加真實；李思怡的生命顯然比那些政治巨頭的生命更加珍貴。
李思怡走了，她用他們的名字標志了我們的時代，我們必須為這個時代的恥辱和殘忍負責。若干年之后，我們的后人會在編年史上發現李思怡的名字，并且會憤怒地譴責這個逝去的時代的野蠻和邪惡。而作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我們將被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是以深深的忏悔洗干淨自己沾滿鮮血的雙手，然后去擁抱還活著的李思怡們。我們要成為合格的父親和合格的母親，我們要成為不与邪惡合作的人，讓我們發誓——以李思怡的名字。
(二○○三年八月十六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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