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5日訊】許多「四.二五」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們，每到周年的時候都會重新反思這段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感到這件事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至為深遠。四月二十五日，這個原本一個很普通的日子，僅僅因為1999年法輪功的萬人中南海請願事件而成為了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分水嶺。
歷史似乎對中華民族情有獨鍾，所有與中國同時代崛起的古文明都在天災、瘟疫、戰亂和地球滄海桑田的變遷中成為歷史的陳跡——有的葬身海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留下了天書一樣的象形文字，讓後代的考古學家費盡思量。而惟有中華文明跨越五千年的時空昂藏而來。在這五千年中，我們也曾經歷了無數的兵荒馬亂、外族入侵和疫病流行，但卻常常在歷史的危急關頭有聖人或英雄出世扭轉乾坤；更有從儒、釋、道三教信仰中演化出來的燦爛文化以其內涵之深邃和道德之高標，吸收同化各族群的文化精華，造就了人類最輝煌，也最為連貫的一部文明史。
一個民族的衰亡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像花剌子模一樣被成吉思汗的鐵騎征服後，從肉體上消滅，亡國滅種；還有的像瑪雅人一樣，在西班牙人摧毀了他們的信仰、焚燒了他們的古籍、處死了他們的祭司、破壞了他們的文化之後，從精神層面被消滅。瑪雅人從此開始四處流散，不知所終。樂觀地說，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多、歷史典籍之完備、文化積澱之深厚，既然能在五千年的風雨中碩果僅存，似乎不會再有什麼力量能毀滅這個民族的根基了。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列強的堅船利炮雖然叩開了中國的大門，但「西學東漸」之風卻並未能摧毀我們的信仰體系、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一直到那個以「無神論」和「暴力革命」為指導思想的政黨接管了中國的政權，中華民族才面臨著誕生後最大的一個生死劫。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重要的也許不是地理、經濟和軍事能力，而是他的信仰和由此派生的文化，否則就無法解釋歷經將近2000年大流散的猶太人居然在1948年複國，重建以色列；更難解釋這一蕞爾小國不但可以喚回中斷兩千年的春風秋雨，將漫漫黃沙的荒涼不毛之地改造為「流奶與蜜之地」，更可以在四次中東戰爭中抵抗住幅員相當於其五百倍、人口相當於其三百倍、有無法計量的石油儲備以及由此換回的美元和先進武器的阿拉伯國家的聯合進攻。
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多年，除了讓八千萬中國人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中人頭落地之外，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中華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徹底「革了命」。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師、大喇嘛、道士、牧師和知識份子，要麼被中共「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要麼放棄良心被中共統戰。五十年的時間，足以給兩代人洗腦。那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了佛教、道教、神仙故事、八卦周易、五行生克、河圖洛書等等都是「迷信」，孔孟之道都是「封建」，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觀念。加上佛經道藏的艱深和古文的晦澀，即使我們有心複歸傳統信仰與文化，然而我們面前卻橫亙著五十年斷裂出來的無法逾越的鴻溝。
一個民族信仰體系的解體，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體系的解體，和文化的迅速墮落。如果說在「六四」事件以前，共產主義說教還曾充當過意識形態領域的替代品，「六四」後上臺的江澤民讓共產黨急速轉變成為一個腐敗專橫和毫無道德可言的利益集團，從而宣告了共產主義說教的衰亡。知識份子這個本該充當社會良心的團體，被中共收買後反而為社會各種不良現象塗脂抹粉，發明「合理性解釋」，並帶動民間的犬儒主義、機會主義和享樂主義，嘲笑一切傳統價值和道德標準，笑貧不笑娼。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恒也。」說白了，世間的事存在著一個相生相剋的道理，唯有相互制衡，才能永久不變。然而反觀中國，此時對於道德體系的坍塌，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制衡呢？生命的墮落曾經讓巴比倫亡于波斯入侵，曾經讓輝煌一時的亞特蘭蒂斯文明葬身於波濤洶湧的大西洋下，曾經讓耶和華降下四十晝夜的大雨，「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那麼中共的統治使中國滑到了怎樣的危險邊緣？
先賢們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在一個道德解體、問題叢生的社會惟有每一個人人心的改變與昇華，才能讓一個民族走出覆滅的危機。
在古印度的婆羅門教走入末法之後，有釋迦牟尼佛出世，創立佛教普度眾生；當猶太人被羅馬帝國征服，猶太教分裂為不同教派的時候，有耶穌降生於耶路撒冷，創立基督教救難脫苦；當中國處於春秋爭霸，禮樂崩壞的時候，有老子和孔子出世，歸正人們的思想。現代的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信仰已經走進了博物館，是否也會有大覺者出世，斡旋天地，再造乾坤？
法輪大法就是在這個時候悄然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從1992年5月開始，僅用了短短的七年時間，大法不但洪傳至30多個國家，還在中國大陸吸引了上億的人走進佛法修煉。他對於健康的改善還在其次，更為難得的是，法輪大法為中國人重新樹立了善惡的標準——「真善忍」，並使修煉者自覺地依法修行，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善待他人，帶動社會整體的道德昇華。
當社會學家還在爭論如何讓中國走向憲政、走向民主、走向法治或走向私有化，從而化解中國的社會危機時，挽救瀕於淪喪的社會道德時，法輪功似乎漫不經心地把已經過社會檢驗並成為既成事實的答案放在了公眾面前。
一個信仰體系的建立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釋迦牟尼傳法時曾得到迦毗羅衛國和摩竭陀國國王的支援；孔雀王朝崛起時，阿育王大興佛教，才使佛教洪傳到印度次大陸以外；佛教傳入西藏時，得藏王松贊幹布的鼎力支援；佛教在漢地得到過隋唐兩代皇帝的支援；道教得到了漢、唐、宋、明等朝代皇帝的支援；儒教則自漢武帝以降一直是知識份子的根本學問。然而法輪功傳出七年，卻在沒有任何官方支援、也不接受大企業和信徒捐贈的情況下，僅靠口耳相傳，不但走向世界，更走過了過去宗教幾千年才走過的路，在被中共蹂躪過的一片道德廢墟上眨眼間重建了中國的信仰體系和道德體系，他的規模形成幾乎一蹴而就。這不僅顯示出法輪功的生命力，更彰顯出他改造人心的力量非同小可。
可惜的是，中共內部的少數人從1995年就看到了法輪功的洪傳勢頭，並開始著手打擊法輪功。在法輪功學員的一次次善意說明下，一次次地化解危機，一直到1999年4月23日，天津員警暴力驅散、毆打和抓捕去天津教育學院出版社澄清媒體不實宣傳的法輪功成員，才直接引發了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外震驚中外的法輪功萬人上訪事件。
法輪大法教導人珍惜生命，但是卻也同時給與了修煉者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氣。「四.二五」事件可以說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和法輪功的和平精神。江澤民曾經自信以傾國之力，可以「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然而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在將近五年極為殘酷和血腥的鎮壓中，這種不屈的力量和和平的精神卻一直延續了下來。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四.二五」萬人上訪，法輪功學員反而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再一次屈服於暴力強權，那就等於全體中國人都相信暴力重於真理，那麼中華民族就不會再有任何道德復興的契機，他的民族精神也就徹底死了，江澤民正是要把中華民族推向這樣萬劫不復的深淵。恰恰是法輪功的挺身而出，和他們用生命實踐信仰的勇氣，支撐起了民族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空間。
「四.二五」的人員組成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有教授、博士、碩士、大學生、經理、外企職員、律師、軍人、醫生、法官、工人、農民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員，男、女、老、少遍佈各個階層，這無疑是法輪功成員的一個縮影，折射出法輪功能夠改變所有人的人心。法輪功為中國建立的信仰體系，使歷盡劫難的中華民族獲得了內在的重生，而由此派生出的道德、哲學、文化和藝術體系必將造就新天、新地和新的中國人！正如李洪志先生所說「法輪轉，新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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