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四月上旬到中旬的兩個周末﹐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出現反日遊行。遊行規模是六四鎮壓後之最﹐從反日的角度來說﹐應該說是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觀察這次反日浪潮的前因後果﹐不難得出這是中共一手策劃與導演的鬧劇。之所以如此說﹐有以下的理由﹕
一﹐反日的幾條理由缺乏說服力
1﹐修改教科書。
日本有多家出版教科書的出版社﹐被指“修改”的是扶桑出版社﹐市場佔有量只佔百分之幾﹐學校仍可選擇其他出版社。對比中國無可選擇的﹑全盤歪曲歷史的官版教科書﹐日本的修改只是小巫見大巫也。何況修改的內容﹐例如把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把日本侵略中國和東南亞說成是將亞洲人從歐美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如果與我們所知道中共如何隱瞞在它統治下八千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將六四屠殺說成是“六四風波”﹐把中共對中國人民的奴役統治講成是把他們從“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那麼日本對教科書的修改﹐該是“以共為師”也。何況中國歷史教科書的修改更是罄竹難書﹐例如把殺人魔王寫成農民起義領袖﹐把對外侵略說成平定內亂﹐把國民黨領導抗日說成共產黨領導抗日等等。因此日本修改教科書要批判﹐但是更應該批判中共更廣泛範圍和無所不在的修改﹐更不容許中共利用反日來轉移視線。
2﹐道歉不夠深刻。
中共也一直認為日本的道歉不夠深刻﹐從日本政府對教科書的態度或許還有些道理。然而問題是何謂深刻﹐也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英國“經濟學人”因為中日爭拗而做了一個統計﹐發現自從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來﹐日本在正式的場合向中國道歉了十七次。如果當時認為不深刻﹐應該立刻提出﹐不能接受了﹐後來又說不深刻﹐把國與國關係﹐當作國內人民在政治運動中要不斷向黨組織寫檢討那樣﹐一次不夠﹐再寫一次。何況如果日本對侵略罪行缺乏認識﹐為何毛澤東六○與七○年代接見到中國訪問的日本政客﹐當他們表示道歉時﹐毛澤東說不必﹐不但不須道歉﹐還要感謝皇軍的入侵幫助中共奪取政權。而且中國就不應該與日本建交﹐更不應該不要賠償﹐一九九二年還邀請日本天皇訪問中國﹐中日共度蜜月。如今反悔﹐或因為有新的政治需要﹐就不斷揪人家的小辮子。這哪裡是正常的外交﹖
3﹐釣魚島的爭議。
首先鄧小平曾經表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為何現在就要解決清楚呢﹖何況主權問題的確有爭議。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一篇題目叫做“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的文章中說﹕“琉球群島散布在我國台灣東北和日本九洲島西南之間的海面上，包括尖閣諸島﹑……”尖閣諸島就是釣魚島列嶼。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台灣“聯合報”在“琉球尖閣群島﹐禁我漁船作業”的一篇報導中說﹐“如果琉球政府禁止我國漁民進入尖閣群島的魚釣島、南小島，對於本省在北方海域作業的漁船，將造成嚴重妨礙。”可見即使台灣﹐也承認釣魚島為琉球政府所屬。一九七○年八月，台灣政府和媒體對該島聲明主權﹔一九七○年十二月，中共媒體才對釣魚島聲明主權。這是因為在釣魚島海域發現了豐富的油田﹐“保釣”也是那時開始。中共對有邊界爭議的國家在領土上都做了很多讓步﹐如對俄國﹑印度﹑緬甸﹑越南﹑北韓等等﹐為何現在就是對日本“寸土不讓”﹐還發動遊行﹖當然是有其他政治目的在內。
4﹐爭奪海底油氣。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能源缺乏﹐特別是石油大量進口﹐中共對這個東海海底油田的開採更迫切了﹐不但多次派勘探船逼近中日領海的中線﹐連潛艇也開進來了﹐使日本感到威脅﹐而且從二○○三年開始了鑽探。日本則在最近批准民間企業在中線的日本一邊試採。但是中國認為日本要開採的油氣田與中國所在的春曉﹑斷橋兩個油田相連﹐就認為日本在“挖牆腳”了。現在據說日本有意把這個爭端拿到國際法庭裁決。問題是中國與國際社會格格不入的態度﹐會願意服從裁決嗎﹖從中國阻撓國際法庭對赤柬戰犯的審訊﹐可以看出它對國際法庭的態度。那麼怎麼辦﹖只能讓中國即當球員﹐又當裁判﹖
5﹐中國反對日本“入常”。
聯合國今秋要進行改革﹐一是增加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一是會務的改革﹐例如加強重視人權工作。中國自認是“亞非拉”唯一在安理會的“代表”﹐又擁有否決權﹐自然不願意日本分一杯羹﹐雖然日本對聯合國有重要貢獻。而會務改革﹐例如強調人權問題也對中共不利。由於反對聯合國改革和反對日本入常提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雖然不敢公然反對﹐只能借用“民意”來反對。而為了讓外國能夠對這個民意有深刻印象﹐就不惜縱容暴力事件﹐以顯示中國人民如何“義憤填膺”。
6﹐參拜靖國神社。
各國都有自己的神社。日本把甲級戰犯的靈位也擺上﹐被侵略國家自然有意見。但是這只能用商量討論的方式﹐因為日本有自己的國情﹐是人家的內政。正如毛澤東發動的“抗美援朝”也傷害到韓國民眾的感情﹔毛澤東全力支持的赤柬屠殺國人也傷害柬埔寨人民的感情﹐但是他們也沒有權利要中國拆除毛澤東紀念堂﹐或把毛屍搬走。因為同是受害的中國人還沒有這個覺悟。如果說參拜靖國神社是助長軍國主義﹐那麼參拜毛堂﹐不是繼續世界革命與堅持中國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那不是更大的災難﹖
從以上六點﹐說明中共這次煽動的反日浪潮﹐如果不是無理取鬧﹐至少也是小題大作。當然﹐中共當局一再撇清自己和反日活動的關係﹐對暴民的暴力行動也聲稱不負責。以後者的情況來說﹐的確有點像當年滿清政府把台灣人說成“化外之民”那樣﹐為日本提供侵略借口。因此如果日本派“皇軍”來捉拿中共管不到的這些暴民﹐代行家法﹐北京會答應嗎﹖
二﹐中共無法擺脫干係
至於這次反日運動﹐當然中共脫不了干係﹐這是賴也賴不掉的。因為在遊行以前﹐已經有團體發動網上聯署簽名抗議日本入常。本來計劃發動一百萬人﹐但是在中共媒體報導與渲染之下﹐意味著官方支持這項行動﹐所以簽名人數冒增到兩千八百萬人﹗這對主辦者﹑參與者無疑是極大的鼓舞﹐也不能滿足於在網上這個“虛擬世界”簽簽名﹐他們需要在“現實世界”做出一些行動出來﹐於是就號召全國性的遊行。如果這個遊行與官方宗旨相違背﹐則此項活動必然被列為“動亂因素”而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因為當局的默認和鼓勵﹐沒有採取絲毫阻止的措施﹐於是群眾就被中共運動起來了。四月九日﹐北京上萬人遊行﹐當局沒有壓制﹐對出現的暴力行為也沒有絲毫批評﹐更拒絕日本政府的抗議﹐這等於鼓勵更大規模與更暴力的“群眾運動”﹐於是四月十六日﹐上海有更多的人上街﹐而且更暴力﹔十七日深圳也有更暴力的事件﹔甚至還有東筦的日資工廠罷工。
現在北京推說不知道誰組織﹐因為是通過互聯網與手機短訊組織起來云云。那麼當年法輪功通過電郵與手機串連起來的集會﹐中共為何就把他們當邪教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異議人士的網上聯絡中共為何可以屢屢“破案”而將他們逮捕判刑﹖看來中共耗費巨資建造的“金盾工程”的確只是對付異議人士﹐而反日遊行則是“同議人士”所為﹐自然不在這個“工程”所要對付之列。既然他們是中共的“同議人士”﹐他們是民﹐中共是官﹐官管民﹐又怎麼可以把自己的責任都推掉呢﹖何況﹐在遊行過程中不少“便衣”混入其中﹐引導口號和路線﹐乃至暴力的程度。武警對秩序時也網開一面﹐維持示威者與特定破壞目標的一定距離﹐可以又小量破壞而不會造成重大損失﹔這樣既不會引起重大國際爭端﹐也可以達到對日本朝野的“威懾”作用﹐也就是這次發動反日浪潮的政治目的。
當然﹐參與反日的人士情況很複雜﹐不否認有“自發”者在內。然而他們的資訊來自被中共刪減﹑歪曲﹐有些還被封鎖﹐因此會影響參與者的正確判斷。而參與者的魚龍混雜﹐也使中共擔心失控﹐所以在“任務”完成後﹐中共就急於鳴金收兵了。
三﹐中共為何要炮製這場鬧劇﹖
如果說這是中共炮製的鬧劇﹐它又為何要炮製﹖這當然是具有強烈“時間性”的問題。一般來說﹐這同當前的國內外形勢有關。
如果觀察當今的國際形勢﹐最刺激中共的﹐該是美日安保條約將台海列為戰略目標。中共認為這是干涉內政。然而美日則認為這是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破壞台海穩定造成的。這就涉及反分裂法的是非問題了。本來在去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後﹐美國已經不斷向台灣施壓﹐阻止“台獨”的步伐﹐中美都聲稱他們的關係達到三十年來最好的時刻﹔十二月台灣立委選舉﹐綠營達不到半數﹐說明即使要“獨”﹐也不可能在立法機關通過。而且兩岸包機成行﹐出現和緩局勢。偏偏這時胡錦濤要建立有別於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個人功業﹐便創造出這個反分裂法﹐自以為這是“以法治國”﹐下面當然也有一批馬屁精吹捧他如何英明。更有無恥文人把他比喻為“漢武大帝”﹐所以中共不顧美國與國際的異議而悍然在人大通過這個反分裂法。而且因為中共大肆炒作而必然通過﹐所以在通過前﹐美日已經用安保條約的新內容在旁伺候。歐盟也因此推遲六四以來售武的解禁措施。中國又緊張又不滿﹐但是美國早就表明不容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是中共先向美國挑釁美國才做出回應。但是中共又不敢直接與美國對抗﹐還需要去騙美國﹐放鬆美國對它的警惕﹐所以只能把氣出在日本身上。日本離開中國近﹐地小人少﹐因為非戰憲法的制約﹐軍備也不如中國﹐所以中國就顯得神氣了。
至於中國國內問題就更多了。經濟過熱問題﹐三農問題﹐金融黑洞問題﹐都越來越嚴重而更難解決。政治上﹐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和退黨運動的持續發酵﹐使中共有苦說不出﹐只能製造國際事端來轉移民眾的視線。至少﹐製造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使民眾放鬆對中共日益腐敗的不滿﹐這是各級黨政領導所樂意見到的事情﹐所以反日活動才得以全面開花。
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共這樣做法﹐難道不怕日本撤資嗎﹖中國改革開放後﹐日本為了表示對當年侵華的懺悔﹐以及報答中國勾銷戰爭賠償﹐因此給予中國低息貸款。在中國還處於極為貧窮和外匯非常缺乏的情況下﹐這些來自外國最大的貸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著重大作用。據統計﹐日本從一九七九直至二○○○年為止，先後向中國政府提供了四批約共二萬六千億日圓（約一千六百九十億港元）的低息貸款，三筆共一萬七千億日圓（約一千一百億港元）的能源項目貸款，無償援助則有一千一百五十三億日圓（約七十五億港元），以及其他各種貸款一千四百億日圓（約九十一億港元）。綜合以上各項，日本向中國提供的貸款、援助合共近三千億港元。此後﹐因為中國大力發展軍備導致日本極為不安﹐輿論認為中國有能力支出許多軍費﹐就說明不需要日本的貸款了﹐甚至質疑中國把日本的貸款用來購買軍備﹐日本就更不應該再向中國貸款了﹐於是以後的貸款就逐漸減少。最近日本更表示三年後停止貸款。雖然北京表示不在乎﹐然而以目前中國官員對各種資金經手都要“雁過拔毛”的情況下﹐停止貸款不但損及中國國家利益﹐更使經手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這當然也是反日浪潮被鼓動的原因之一。
也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在因為“財大氣粗”而不大在乎外資是否撤走的問題。就如六四後台商給中國輸血﹐當時中國感激涕零﹐一旦中國經濟發展﹐外資來得多了﹐中國在經濟上也就不大在乎台商而要他們選邊站﹐公開打擊“綠色台商”﹐就是撤走也在所不惜。這種過橋抽板的伎倆就是中共的傳統本性﹐問題是有些人利益當前﹐會忘記這些教訓﹐所以它也就肆無忌憚的一再上演忘恩負義的戲碼。
四﹐中共的“謝幕”手段
由於這是一場中共執導的鬧劇﹐所以不論上場還是謝幕﹐都在中共掌控之中。四月十七日日本外長町村信孝到北京訪問﹐他下午到達﹐會談還沒有結束﹐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就同時在下午五點以前發表評論文章宣佈反日運動鳴金收兵。理由正如新華社文章所說的﹐在召開政治局會議後﹐“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刻領會這次會議的精神，緊緊抓住當前十分寶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集中精力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也就是不要再去搞甚麼反日示威了。當天半夜﹐新華社又發佈中日外長會談的消息﹐明明氣氛非常緊張﹐雙方不但不握手﹐而且唇槍舌劍﹐但是新華社卻說﹕“町村表示，日本在近代歷史上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對此深感痛心，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方願深刻汲取歷史教訓，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關於台灣問題，町村重申，日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李肇星還嚴正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確保中國駐日機構和在日中國公民的安全。”
這完全是單方面的消息表示中國的絕對勝利﹐民眾自然不需要再上街了。然而日本外務省否認日本向中國道歉之說。想來中共急於滅火而不惜造謠﹐凸顯流氓政權的本質。至於日本要求中國就反日示威道歉中國表示拒絕﹐但是日本媒體報導中國準備賠償﹐可能由地方政府出面對被破壞的日本外館與企業進行賠償﹐中央政府假作不知維持顏面。倒霉的該是那些“假洋鬼子”的中國企業﹐如果只是“平反”而沒有賠償﹐日本政府應該代他們索償﹐給他們的“親日”（例如開日本餐館或取日本店名）一個鼓勵﹐以培養更多“漢奸”。
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時﹐深圳的反日民眾還在街頭高呼口號與破壞與日本有關的商店﹐在勸阻無效後﹐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武警把數百名（一說多達一千名）示威者驅趕到旅遊巴士上帶走。想來也不會法辦﹐因為他們為完成黨向日本施壓的政治任務做出了貢獻。當然﹐如果明知在中央號召收兵之後還要上街搞破壞﹐那麼就要當心“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了。
四月十八日﹐中國的親日派國務委員﹑前外長唐家璇接見町村信孝﹐日本一定為當年攏絡他的子女而在關鍵時候沒有發揮到作用感到失望。面對反日浪潮﹐這個親日官員也講出狠話。他警告日本說﹕“今年是二戰結束六十周年，時機敏感，若發言不慎，將引發‘想像不到的嚴重後果’。”甚麼是“想像不到的嚴重後果”﹖是更大規模和破壞性的反日示威﹐還是中國武裝進攻日本﹖面對這個恐嚇﹐可以預料日本民眾會有反彈﹐非戰憲法將進一步修改﹐還面對北韓這個中共的幫凶﹐日本也會振振有詞發展核武。美國當然也會對日本的安全負責而採取適當的行動。亞太地區將因為中國的暴力崛起而多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