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互動】談中華文化與道德重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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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5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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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旭︰剛才郭律師還提到有不同的論點,從信仰再談到文化方面,還談到全盤西化或全盤復古有不同的論調。他也提到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能夠相互借鑒。那你們是怎麼看待的呢?

章天亮︰我覺得中國文化被共產黨宣傳成為很鋒利的、很獨裁的、很專制的一個文化。其實中國文化從來都是…就是任何一個文化,它有它的精華,也有它的糟粕。如果你只集中精力去觀察那個糟粕,甚至拿放大鏡去觀察。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都是那麼開放的,只有那幾年有文字獄,可是你單單強調那幾年的話,就給人民造成一種錯覺。

真正的中國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一個文化,唐朝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那個時候不僅僅是道教達到鼎盛,因為唐朝是李家的天下,他認為他們是老子的後代,很推崇道教,同時佛家也是。我們都知道唐僧去西天取經,就是在唐太宗的時候。而且唐朝的時候翻譯了很多佛經、開鑿佛窟,造了很多佛像,包括敦煌都是唐朝的時候。

不只是這個,就包括當時的基督教,也是在唐朝的時候傳到長安,當時叫景教。還有像猶太教和其他別的西方宗教如摩尼教等等,都可以在那個地方立足。

可是你會看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恰恰是國力最鼎盛的時候,因為它完全保持了一種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而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清朝文字獄的時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林曉旭:所以這裡面可能牽扯到教科書是怎麼出來的。那胡先生您怎麼看這個?

胡平︰其實你看看中國的歷史,包括晚清那些儒生,包括一些官員,他們最初接觸到西方文化或者實際到西方考察,他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這方面的優越性,馬上就能夠領會、馬上就能夠接受。他們接受、領會這些東西和他們原來純粹的中華文化的背景根本沒有衝突的地方,他們沒有任何障礙就接受這些東西了。

我們現在不能接受的,其實是因為我們都不純了;那一代的人才真的是純粹的中華文化,我們早就七複八雜,什麼都在裏頭了。他們接受一點困難都沒有,包括康有為、梁啟超。梁啟超就講的很清楚嘛,他原來根本就唸四書五經長大的,當一旦接觸到了西方文化,他馬上就覺得這個是好東西,那個是好東西。所以根本就沒有任何抵觸的地方。

林曉旭︰你是說古人一點也不排斥?

胡平:沒有,他們根本沒有這個問題嘛!反過來看,當時在政治制度上學習法治民主,那也是說得很清楚啊。反對的人,反對派提的理由就是說一群人就會亂了,這跟現在共產黨說話是一個道理。所以它這裡頭我們要看得很清楚,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它本身就是相當豐富的,而且它從來沒有給自己劃地為牢。

如果說有一段時間內它給人這麼一種印象,那是因為長期以來,在它周圍沒有比它更好的,它以為就是這麼回事了,所以會有這種感覺。但是並不是它自身有排斥別人的這麼一個限制,這個是沒有的。至於說文化悠久了又很龐大,那多多少少它內部會有一種保守的現象,這是很自然的,這和西方根本就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章天亮︰你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在歷朝歷代變化也非常多。比如說中國每個朝代的服飾都不一樣,文藝形式也都是不一樣。我們現在都知道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再往遠追的話,漢代是賦;再往前春秋的詩經、戰國的楚辭,都是不同朝代有不同的文化形式。

但是你要知道,這種文化只是一種表現形式,它表現的是什麼東西?它表現的實際上是人的道德。比如說我現在要寫一本小說,我想塑造一個情節衝突的話,一定要有正面人物,一定要有反面人物。那麼我怎麼樣塑造正面人物的性格呢?那跟我的道德標準是有很大關係的。比如說我非常喜歡仁、非常喜歡義、非常喜歡智慧,那麼我在塑造正面人物的時候,我會把這些條件賦予這個正面人物,因為我喜歡嘛!

那麼反面人物的話呢,我編它什麼呢?那我一定認為它有某些缺點。當社會上普遍的人有一個道德標準的時候,就是大家公認的道德標準的時候,那麼他們所創作出來的這些作品,表現的東西就差不多。

唐朝的時候無論是繪畫,包括醫學、包括開鑿佛窟等等,作詩啊,都是跟人對神佛的敬仰有很大的關係。所以通俗的講,就像《九評》之六講的,文化實際上是對道德一個通俗的表達。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知道只要中國的道德內涵不變,文化的形式怎麼變都沒有關係。就像剛才胡平先生講的,你到了西方之後會發覺西方的制度很好,或者技術很好、科學很好,你可以學。只要中國文化的精華,就是儒釋道三教給中國定的善惡標準是不變的,那其他文化的表面形式的話,既然清朝的文化表現形式和唐朝可以有很大不同;當然我們現在跟清朝也可以有很大不同,我們也可以有科學、有技術。只不過這個文化的內涵是不能變的,道德的內涵是不能變的。

林曉旭︰所以我們在歷史上也看到,每一個朝代都有很多傑出的,比如說文藝或是不同的科技發展,早先也有一些像沈括這類的科學家,唐朝還有詩仙、詩聖、詩佛,其實也都跟信仰是有關係的。

章天亮:是這樣。

林曉旭︰剛才談到全盤西化之類的論述,我們也看到在八十年代末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電視片,很有名,《河觴》。這個片子談到了中國傳統的文明是一種黃色文明,是比較閉關自守的;西方卻是一個海洋文明,比較開放。這個觀點也影響了一代中國人。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呢?是不是比較客觀的說法呢?

胡平︰當然,我覺得作為一個電視政論片,當然它對許多事情的描述,就不可避免的比較簡單化。另外,這也是當時的一個普遍情況,藉文化打政治。實際上它很多問題是把傳統作為一個靶子,實際上批判的是現實。儘管有些人在裡頭時間待久了,自己都陷進去了,但這實際上是當時的一個基本角度。

這也就是當時為什麼像《河觴》這種東西會引起中共保守派,比如說王震這種人的深仇大恨。共產黨像王震這號人,他自己就是反文化傳統的,他怎麼對一個批判中華文化傳統的那麼反感呢?他知道你不是在批判文化中國的主傳統,你是在罵我們共產黨的,他顯然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了。

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確實它在當時能夠起相當大的積極作用。這個在八十年代很普遍,八十年代興起什麼「文化熱」嘛,這個「文化熱」當時我們都是參與者之一,結果我不是特別積極,因為我覺得沒必要拐那麼多彎,抹那麼多角,有時候把別人都說糊塗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參與者,他們自己還是很清楚的,就是「藉文化打政治」。

另外,這裡不乏有一些人,恐怕主觀上都以為就是這麼回事。還有由於我們不比晚清那些人,他們是生活在純粹的中華文化傳統之下;我們本來就生活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一大堆西化的東西,而且是西化中最壞的那些東西,共產黨那一套傳統中間。所以你改什麼東西,就已經和中國文化傳統有很大的距離。你把它當傳統文化批,很多就已經談不上是文化傳統了。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過了十幾年之後,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東西,大家的眼光也就變得不一樣了。

林曉旭:所以那只是那一個時代的政治混淆。

章天亮:對,當時看《河觴》的主筆叫謝選駿,現在寫得一系列的書籍,其中有好幾百篇文章叫《中國儒家文化整合全球》,所以說明他對儒家文化並不是持那樣批判的態度。我想剛才胡平先生的分析「藉文化打政治」,那可能還是比較有道理。

林曉旭:我們再回到郭國汀律師剛才提到一點,他談到就是要有精神方面的信仰,才能夠真正的改變這個社會。也請兩位再進一步闡述一下,這個精神力量跟現在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怎麼樣能夠連繫上或者2006年有什麼樣發展的趨勢?

胡平:我想他這點說得很好的。維權運動它不單純是維護民眾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引起的。但是當這些權利受到損害,他們起來抗爭,那就不是純粹為了經濟利益,因為為了經濟利益恐怕不抗爭還更好一點,因為你抗爭冒的風險更大,對不對?而且抗爭的理由,人們也都談到過這一點。

比如一個工人,他要去罷工、要去示威,他為了工資問題,他為什麼要上去呢?他並不是說我真的很貪財,你得多給我點錢才好,不是這個樣子的,他是感到不公平,他不是貪財的心理,他是要公平感,他才去做抗爭的。

同樣的,維權的民眾,基本概念不是說,我的利益受損害了我就想多點,不是多少的問題,他是感覺不公平,不該這個樣子,他覺得有個公理在這兒;而你違反了這個公理,他要爭的是那個理。

包括有很極端的一些農民工進了城,甚至殺了人,他們都不是說不討回點工錢活不下去,他後來去從事些暴力行為,明擺著你狠狠的被抓起來,很可能判刑,有的人自己還自首去了,對不對?當時是什麼東西趨使他們這麼去做的呢?他覺得他受到侮辱,他覺得人格尊嚴沒有得到尊重,他光為了那幾個錢,你跑去做那些事不是更為自己惹麻煩嗎?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說他不能受的是那口氣,不是說那一點點錢,那個氣就是精神的東西嘛!人活著他不僅僅是像動物似的,只是為了吃喝穿,不是為了這個東西,他還覺得我是個人,應該得到起碼的尊重。那再進一步,你為什麼覺得人就該這個樣子呢?那人有什麼東西才這個樣子,你才有這種要求,而且你才會對別人提出這種要求?那這個就跟剛才談到精神的信仰緊密相關的。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1/25/2006 2:09:39 P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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