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從射殺藏民看藏語危機

--兼談歐洲的語言權

(瑞典)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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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日訊】在冰封雪蓋的珠穆朗瑪峰西面朗喀巴山道,一位羅馬尼亞登山者偶然拍攝到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錄像:一位十七歲的西藏尼姑帶領七十三個逃亡者,穿越中國國境逃入尼泊爾。在大批西方登山者眼前,這名尼姑被中國邊境軍人活活射殺致死。一個月前發生的這個槍擊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一片憤怒抗議之聲。

當英國BBC電台的記者採訪我時,他關切地問及那支逃亡隊伍中的十幾個藏族兒童。在尼姑被射殺之後,那一群大約六歲至十歲的孩子驚恐不已,此後,他們被手持衝鋒步槍的中國軍人押到兵營去了。

為什麼如此年幼的藏族孩子,要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逃亡?我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五十餘年來,藏人絡繹不絕逃亡的原因有:躲避政治迫害、朝拜達賴喇嘛、接受宗教教育和學習藏語。對於佔逃亡者總數的百分之二十的兒童來說,他們逃亡的主要目的,是去印度達蘭莎拉西藏流亡政府的學校讀書。

文化滅亡的焦慮和恐懼

成千上萬的藏族兒童,被送上這條充滿生命危險的逃亡之途,他們的父母在做出這樣一個決定時,要承受著怎樣的心理煎熬?我們為人父母的都可以體會。

記得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新難民接待中心,那裡的工作人員向我介紹說:第一季度從西藏逃來的藏人是七四五個,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來上學的青少年。有五個孩子在翻越雪山時凍死了,有七、八個要做截肢手術。

當時我流著眼淚詢問:為什麼讓那麼小的孩子翻越雪山?工作人員回答說:「即使大家都知道有危險,還是要把孩子送過來讀書。因為,在西藏有些農區、牧區,學校發不出工資,老師都跑掉了。有的地方還有學上,但孩子也不能學習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宗教。所以,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過來。」

在訪問達蘭莎拉的兒童村時,我遇見了幾位坐飛機轉道他國前來探望孩子的西藏婦女,她們看起來家境殷實,不像那些孩子失學的貧窮家長,但她們也寧願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千方百計地把孩子送到印度來念書。可見,無論貧富,西藏人都已經感受到被「漢化「的危機,他們不顧一切地,要讓自己的孩子繼承本民族文化的命根子——語言和宗教。現任《西藏通訊》雜誌編輯的達瓦才仁,就曾是一個不識藏文的藏族孩子。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民族的滅亡不一定就是肉體的消滅,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民族滅亡了,但是很少有民族是通過消滅肉體來滅亡的。民族滅亡基本上就是消滅你的語言文字、宗教習慣等等,我們有非常大的焦慮和恐懼感。」

一個美國姑娘看藏語衰落

年輕的美國姑娘施媛珍(Andrea Snavely)原在斯坦福大學讀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迷上了西藏,於是她放棄了去意大利留學的機會,去拉薩學起藏語來。在台灣蒙藏委員會舉辦的「二○○六年世界青年關懷西藏—台灣論壇」會議上,施媛珍發言說:「西藏最大的問題是語言,文化傳承要靠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中心,沒有語言,一切文化都不存在了。」我趁機向這位坦誠爽朗的美國姑娘瞭解西藏境內的情況。她說:「現在藏區的孩子只能講一點藏語,已經不會寫了。一些藏族年輕人唱藏族音調的流行歌曲,都是用漢語唱的。西藏境內的藏文書籍編得特別差,質量不好,語法不清楚。那裡的學校教的是中國式的藏文,內容是漢族文化,例如語言對話,就像是兩個漢人在對話,很少介紹藏族本身的文化,宗教內容也特別少。中國人在藏語課本裡搞政治宣傳,令人很反感。」

藏語為什麼會面臨如此衰落的危機?毫無疑問,這是由於政治的緣故。在一九五九年之前,西藏人只講藏語這一種語言,有六千餘座寺院以及政府或民間學校承擔教授藏語的任務。一九五九年之後,西藏精英不是被殺就是被迫流亡,中共關閉了藏族寺院,開辦了教授漢語的學校。雖然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藏區學校開設雙語課程,但藏語課處於邊緣地位,往往只是點綴而已。

早在一九九二年,西藏著名學者、被中國政府視為「國寶」的東噶‧洛桑成列教授就指出:「藏語雖然被宣佈為政府各部門、各種會議和官方文件中必須使用的第一語言文字,但是,到處都是只使用中文。在這種情況下,西藏人對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已經失去了自由。」

民族欺壓導致「藏語無用」

已經去世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曾把藏語邊緣化的危機,歸結於共產黨的領導。在一九八八年在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上,他說:「一千三百餘年使用藏語文過的好好的地區,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僅僅二十年,藏文竟然完全沒有了。」班禪喇嘛所說的一千三百餘年間,西藏人至少是享有事實上的主權的,那時候藏語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不但長存永續,而且滋生了燦爛輝煌的文學。

儘管為了緩和民族矛盾,中共當局在西藏制定了自治區的語言文字法規,並申明該法規旨在「保障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發展」,但在全球化、功利化的時代,藏語在漢族政權的統治之下,在強勢的漢文明的競爭威脅之下,仍然奄奄一息,因為它正在喪失其實用價值。

康區色塔五明佛學院堪布晉美彭措曾在一次講話中指出:「目前在西藏,藏語文沒有任何的價值,即使簡單地發一封信,如果在信封上寫上藏文而不寫漢民族的文字,不僅在其他地方收不到此信,即使在西藏內部也收不到。用藏文發電報的現象更是在各地都見不到。在交通方面,即使你精通藏語文,也無法瞭解汽車出發或抵達時間以及車票上的座位號碼等。在一個縣城和城鎮,如果想要尋找一所醫院或商店,精通藏文在這個時候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用,藏語文的使用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只會藏語的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即使是購買一些日常用品也無法溝通,更不用說到城裡找一個像樣的工作了。這種「藏語無用」的現實,使一些年輕藏人為了生存而放棄藏語,被迫學習漢語。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功利性的市場選擇,但從深層看,卻是一個帶有民族沙文主義色彩的大漢族,對一個小民族的欺壓所致,這是一種變相的人權剝奪。

北歐語言靠主權保護

西藏民族有六百萬人口,比北歐的丹麥、挪威、芬蘭和冰島等各小國的人口要多。但北歐小國都擁有自己的國家主權,因此能夠透過行政手段和教育體系,讓本國語言作為官方語言來使用。在北歐國家看來,本國的官方語言如同國旗和國徽,是國家主權和尊嚴的象徵。

例如,只有十萬人使用的冰島語,由於它是官方語言,因此沒有消亡的危險。在英語通行的全球化時代,要抵禦強勢語言的大舉入侵,小國語言只能運用國家主權,規定公眾必須使用本國語言,否則該語言就岌岌可危。

移民到瑞典的外國人大都知道,瑞典政府為了讓移民具備必要的瑞典語知識,給新移民提供免費的瑞典語課程。本人就是這類課程的受益者。在瑞典要申請一些正式工作,需要申請者出示通過基礎瑞典文考試的證明,這是通過制度保護本國語言的一種方式。

西藏民族雖然失去了主權,但在名義上,仍然是一個「自治」的民族。在他們居住的高原雪域,藏族是佔總人口的九成以上的主體民族。只有讓這樣一個主體民族獲得真正自治的權利,其博大精深的藏文化,才能通過源遠流長的藏語文,獲得繼承和發展。

真正自治才有語言權

筆者有過幾次訪問瑞士日內瓦的經驗,那裡有的巴士司機不管乘客如何為難,都只肯說法語。這是因為,瑞士作為多官方語言的國家,在語言的使用上採取「地區原則」,即由個人來適應所居住地區的語言需要。

為什麼移居西藏的漢人不必學藏語,而在瑞士一國境內,從德語區遷移到法語區的人,卻必須「入鄉隨俗」地使用當地的法語?這是因為,瑞士的各個郡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權。那些說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及羅曼許語的瑞士人,其語言權利在各自的地區獲得保障。

對弱勢民族來說,語言權就是要求該民族語言在社會生活中得以使用,藉此延續和發揚本族語言文化的權利。目前,歐洲國家大都將語言平等的精神體現在法律裡。從語言歧視主義走向語言平等,歐洲人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早在一八九八年,比利時為解決獨尊法語、歧視佛萊明語的語言紛爭,通過了語言平等法案。今天,語言權已經是世界公認的一項基本人權。

正如當今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大都是一紙空文,西藏民族的語言權利也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中共在西藏的統治者是如何看待藏語教育的呢?曾長期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陳奎元公開說:「我們的教育是否取得成果不是看大學、專業學校或中學頒發了多少個畢業證書,歸根結底是要看學生是反對達賴集團的,還是支持達賴集團的。」曾在四川鎮壓藏族活佛阿安扎西的現任公安部長周永康,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在學校中使用藏語文授課,是對政府人力和物力資源的浪費。」

自西方登山者發現逃亡藏人被射殺,人們追問藏族兒童逃亡的原因,我們因此看到,為了不使本民族的語言滅亡,藏族人民付出了慘痛的血淚。他們爭取語言權的抗爭,和他們爭取真正的自治權是一致的,也和我們中國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抗爭息息相關。

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轉自《爭鳴》2006年1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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