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華邁阿密報導/ 2006年3月4日在佛州舉行的“2006海外華人新思路”佛州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了許多兩岸民衆關注的熱門話題。嘉賓們的精彩回答贏得觀衆的陣陣掌聲。以下是當天問答部分精選片斷，和大紀元讀者們分享：
問：人性是軟弱的，例如說，當年許多理想、理念一致的六四事件的領袖，來到海外便爭權奪利，各立山頭；許多人拿到綠卡，便開始享受賺錢、享受民主自由，而不再關懷中國民衆。甚至好朋友也會變成敵人。這就是人性的劣根性。有何積極方法突破？
陳奎德教授：這是一個很大的暋D。我想簡單講幾句。他講了人性的劣根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由來已久。近代以來，爭論了一百多年。從五四運動以來，大家先是說中國問題是槍砲不行，後來說是制度不行，最後説是文化，認為文化才是根本問題。所以像魯迅說要改造國民性，才能使中國走向繁榮民主的康莊大道。這個爭論已經100多年了。至今仍然沒有結論。
我想說的是，就我的觀察，世界各國的人性，並沒有顯著的差別，人性都有善惡兩面。實際上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制度框架。比如美國人到中國去做生意，就受到中國制度環境的薰染。最近看到幾本關於美國人/西方人到中國做生意，在中國環境下屈服，怎樣也搞中國那套動作，去賄賂，才能生存，譬如Ethan Gutmann 寫的《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等書。這個腐敗的制度環境使人性惡的一面充分發揮，而善的一面被強烈抑制。所以我們100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各方面仁人志士都說，我們要來醫治中國的人性，包括像魯迅先生要當靈魂的醫生，來醫治中國的人性，但都沒有成功，或沒有結果。爲什麽？因爲制度框架未能徹底變革。
大家知道，很多華人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那些成功的法治社會都做得很好，很多華人在美國成爲成功的企業家，成功的教授，良民等等。華人到美國社會來，當然有些缺點還存在，但在這個社會制度的框架下，他的人性就導向善的一面；而共產黨制度下，你不做惡，在那個社會就很難生存，或者生存得非常不成功。這就使得人人趨向於作惡。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很簡單的改造人性的問題。
誰來改造人性？共產黨說，我來改造人性，可這個共產黨比最壞的人性還要壞。剛才大家說了，六四的領袖來到美國後，口中說要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但自己行爲規範卻不怎麽樣。其實中國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人，大體上沒有太大的區別。甚至在當年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團體裏面也有內鬥。他當年，包括要所有成員按指紋效忠孫中山等等。仔細閱讀史料，其實和今天的民運內鬥差不太多。
這些問題歸結到制度性的問題。制度怎麽建立？還是我們剛才講的，人性和制度之間有個互動的過程。但是我個人認爲，制度問題還是起根本性的決定性的作用的。
作家章天亮：關於人性的善惡問題，一個人如果沒有信仰的話，他的人性隨時可以被扭曲，一個人如果有信仰的話，那麽它就能堅持住。爲什麽呢？因爲信仰確定的是善惡標準。
耶穌講過一句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永不能廢去”。中國人講，“天不變，道亦不變”。人只要有一個信仰，那麽他不管別人說我什麽，別人認爲這件事對不對，他都會按著神的規定去做。如果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摩西十戒說不許姦淫，不許偷盜，不許殺人，那麽不管你說什麽，不管你怎麽扭曲，我都知道，這是神規定的，我沒有解釋權，只有執行權，只有服從他的權利，都要按著這個摩西十戒去做；如果我是佛教徒，我一定按照佛教徒的戒律去做；如果我是道家的話，我就要按照道家的去做，儒家的話按照儒家去做。當他有一個信仰的話，他的善惡標準就被鎖住了，鎖在那個經典上去了。
共產黨最大一個問題是，沒有一個不變的善惡標準。他每一次都叫做創造性發展，對前一次的善惡標準進行顛覆，讓老百姓無所適從。大家知道前蘇聯有個笑話：一個監獄裏有三個人，大家互相說說爲什麽被関進來：當然大家最後的結論都是因爲反革命。爲什麽是反革命呢？第一個人說，我是反革命，因爲我支援彼得羅維奇。第二個人説我是因爲反對彼得羅維奇。第三個人說我就是彼得羅維奇。這等於說，你幹了什麽說了什麽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說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那麽什麽才是對的？共產黨說我是強權，我就代表真理。你不管支援他也好，反對他也好，反正他要抓你，你就得被他關起來。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標準。那麽民衆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辦呢？我也不管它對還是錯，你現在有權，那麽你說什麽都是對的。這就造成中國道德急劇下滑的原因。共產黨又是一個十惡俱全的邪教，做了無數壞事，它就帶動了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所以我想中國如果要走到一個健康的社會的話，非常需要信仰重建。信仰重建會帶動中國的道德重建以及中國的文化重建。中國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有希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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