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關於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

【大紀元5月25日訊】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幾次殺人高潮，就像「紅八月」學生殺人，我現在講的主要是「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個小階段，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但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從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實際上應該是六九年八月開始，有些地方一直延續到一九七零年十月為止。

這是中共四九年建國以來，以正式的法律程序，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論罪和思想罪為罪名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一次恐怖運動。而過去，即一九四九年以來，以及後來都沒有如此嚴重過。所以「一打三反」這次殺人高潮，它的很深遠的意義在於一種「條件反射」的訓練。就像「紅八月」殺人一樣，實際上是對學生的一種啟發和訓練。而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與其不同的是，「紅八月」告訴你，你的出身可以決定你的命運。而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則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槍斃你。按照古代的說法就是「誅心」，意思是你在靈魂最深處的東西，都可以成為判處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沒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內心深處留下了陰影，直到現在。

舉個簡單的例子，這個星期天，鄭義在華府要宣講他的一本新書，原定在一個民間禮堂裡講。有很多人從國內來，但也很害怕，因此最後拒絕在這裡開會。鄭義只不過是個作家，說明這個深遠的心理恐怖很有效，在國內更有效。因為思想政治運動具有一定的步驟，有一個常規，有一個程序，這些就是訓練過程。

我們讀過戴睛寫的文章，曾經分析過什麼時候開始殺「自己人」？其實它有個過程。從井岡山，即江西清理ＡＢ團開始，他們第一次發現，清理自己人可以用死刑的方法來進行，大家知道嗜血的遊戲是可以在自己人中間執行。誰的觀點跟我不一樣，誰的思想跟我不一樣，都可以殺。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前發展了。到了延安的「搶救運動」，便是王實味的被砍殺，一直到反胡風、肅反、反右。反右只是思想運動，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嗎？是，但進一步，不服從的人就是現行反革命。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學生馮國將一直不發言，大家動員他發言，結果他替一個打成右派的同學抱不平，也打成右派。他不服，「我沒提過意見」，結果被判無期徒刑。所以從這裡知道，這其實是一個程序。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打三反」，並不是一個特例，他從首先發動群眾，讓大家都起來，到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展開時，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就分清了。「一打三反」就是秋後算賬，該槍斃的人槍斃了，「誅心」的都「誅心」了，這時候給大家起到了政治運動的每個步驟的應有效果。

對「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數，現在大家沒有辦法有一個準確的統計。丁抒先生收集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謂「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殺、槍斃，發現被經過法律程序死人最多的按百分比來計算，是在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間。一個初略的估計，在全國就有十萬以上的人數。按照中國古代的刑律，一定要「殺人償命」，至少你要殺人越貨或者放火、搶劫，你得有個罪行呀，但在「一打三反」中卻不需要了。河南有個學生講了三句反對毛澤東的話，才十七歲，也槍斃，立即執行。

死刑人數的決定，原本應該在中央最高法院，但為了在短期內達到規模，殺人不夠，所以將殺人的權利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就可以了。然後省一級將權利進一步下放，就像現在承包公司一樣，一步步地下放下去，縣一級都有權利宣佈執行死刑，而且是立即執行，完全是數字的任務。當時所謂殺「現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成了公報私仇的洩怒渠道。

我手頭上有一份朋友寄來的名單，這是「一打三反」中，眾多的名單中的其中一份。我拿到這份名單時感觸非常深，因為我也是這份名單中的一個。

這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發給全民以討論對名單中的這些人的死刑判決。這個名單一共五十五人，其中有很多人是我認識的，有的是我的朋友。他們很簡單地說，我們要將這個權利交給群眾，讓他們決定這些人應該不應該判死刑。其實，文件開頭的「最高指示」已經寫得很明白：「堅決將一些反革命鎮壓下去」，已經說到這份兒上，調子都定好了，還討論什麼？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名單實際上是一個「階級論」的名單，凡是所謂「出身不好」的，他一定註明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即使他本人沒有問題，但他哥哥是右派，都變成了槍斃他的理由。我手頭的這份名單，特點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為主。第一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是北大的。張繼瑞也是大學生，田樹雲是大夫，孫秀珍是護士。這個判決書上的我標明是「大學生」，我的同伴是中學生，這些都是要判死刑的，都是以「現行反革命叛國犯」，「出賣大量重要軍事政治情報」之罪名判決。一個學生，他有什麼情報？這個名單就是給大家看，實際上就是精心炮製的一個「殺雞儆猴」。但這不是一份唯一的名單，這是「一打三反」中一波一波死判名單中的一份。遇羅克不在這份名單中，他是在我們上一期名單中，即一月份。但是到了全民討論時，他跟我們這一批名單的大多數人一起，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所以我能在今天，為這些死去的人、這些知識分子做見證，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十分難得的。這次「一打三反」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運動？我說這是一次「坑儒」的運動。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被殺的大都數是知識分子。人們說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權力鬥爭的一個延續，因為這次「一打三反」運動中槍斃的人都是跟周恩來關係比較好的人，或者是與他關係比較好的幹部的子女。這確實是一場鬥爭，大家說是「光腳的與穿鞋的」、「留洋的與土八路」之間的鬥爭，那也說明黨的內部鬥爭可以決定很多無辜者的死亡。

從某種意思上說，每次必須都要這樣大量的屠殺，並冠以符合法律程序的手段進行處決、槍斃，才能讓知識分子知道「我黨」的厲害。所以說「一打三反」與「六四」在本質上是相似的，都是用「合法程序」殺成批的讀書人。現在「六四」的陰影並沒有過去，它的這個作用也起到了，在心理上造成恐怖，這是「我黨」的重大勝利。「我黨」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第一，被槍殺的大多數人，最後都認為自己被槍斃沒有冤枉，包括我。被槍斃之前，讓我們挖自己的罪行，到最後，我講了「我是不喜歡共產黨，我確實是討厭這個政權」，也不冤，讓每個人都做到這個地步；第二，討論的人，我的同學、老師、我多年的朋友，當我被拉回中央美術學院批鬥時，他們都指著我說，「必須槍斃他，不槍斃他，我們心裡就難過」。前幾天，我遇到北大的教授印紅標，他對我說，「我黨」抓了一個人，罪行好像沒有那麼嚴重，但想政府恐怕沒有那麼離譜，他可能有別的事。所以，名單上的罪行本來是假的，群眾認為政府不會冤枉好人，這個人可能有更壞的事兒，政府不願意說，他們一定是「壞人」。所以你想，對討論的人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所以，人們發現生死只是一線之隔，那時候，我還是所謂是「革干」出身，延安出生，但是其他人想，他也反黨，還要槍斃，我出身不如他，我還不趕緊規正自己？還不律己？那我離死也不遠了，我思想比他還要壞。

所以關於「一打三反」意義非常深遠，對它還要研究，這裡面很複雜。我有幾個問題請大家思考。

一，是關於周恩來的角色。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鬥爭，大家都說，最後是知識分子勝利了，你看朱熔基當總理了，光腳的還是不行，現在都是留洋的人當國家領導人啦，好像是那麼回事兒，但是人的身份與黨的身份還是兩回事。因為「一打三反」說是跟周恩來鬥爭，但是「一打三反」整個要做這件事，是周恩來寫的匯報，建議要搞「一打三反」。這是個角色的問題，他不寫，也有人要寫，可運動到這一步，就像延安的「搶救運動」，要保衛延安，要殺王實味，這個程序必須走到這一步，所以周恩來也要殺人。

二，李振到底是什麼角色？當時他是公安部部長，李振把我從死囚犯裡提出來，放在普通犯人中。我介紹一下我的情況，我是被判處死刑，後僥倖逃脫，其實也是「血統論」起了作用，因為「我黨」想，黨的「親」兒子最好別殺，就這樣我從死人裡爬出來，就是這種感覺。當時，判處犯人是李振的權力。我想我出來以後一定要問問他們的角色，沒想到等我出來，他們倆都死了。

第三，是俞強聲的角色。俞強聲是俞正聲部長的親哥哥，當時他是「一打三反」中的重要角色，他是專案組組長，是江青指派的，也是我們這個專案組的組長。海默是一個電影劇作家，因為我們這個案子，被活活打死在北影廠。後來需要平反時，到公安部時，俞強聲說這個案子不能平，翻這個案子吧，就等於否定他們的功勞，做這個局整個都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翻案的。俞強聲他是什麼角色？他還活著，知道很多內容。他現在在美國，如果各位有辦法能找到他，我們會有更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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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5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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