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如疆／新加坡综合报导）新加坡卫生部誓言将对其属下的14个大型公益机构 (IPCs) 进行审查，卫生部常任秘书杨颖仪则发信给所有100个公益机构的董事部提醒他们公益机构董事所应履行的职责。杨颖仪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杨邦孝的女儿。
一般认为，新加坡政府此举是在其明星慈善团体全国肾脏基金会（NKF）滥用捐款丑闻于上周再度揭秘后，为了重拾公众对政府监控的信心而作出的重大举措。
NKF由于连年筹得高额公众捐款而成为新加坡几百个慈善团体中的巨无霸，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其通过电视募捐义演筹款的方式也越来越成为其他慈善机构仿效的对象，使得这类耗费大量资源的电视活动近年来在新加坡越发升温。
NKF是一个具有36年历史的慈善机构，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印度裔的前执行理事长杜莱（T.T. Durai）。杜莱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法律系，自大学时代起（70年代初）就是NKF热心的义工，90年代成为NKF执行理事长（CEO）。杜莱很有经商的天分和拼劲，对商业行销手段的运用得心应手，见过他的人无不留下深刻印象。
NKF和杜莱的成功，不仅吸引了新加坡全部知名艺人，和香港、台湾的一线艺人参与演出，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其捐款，还吸引了三位重量级名誉赞助人：Golden Hearts Fund for Elderly机构、港星成龙、和前总理吴作栋的夫人。
2004年海峡时报文章引发诉讼官司
2004年4月19日，海峡时报高级记者龙丽娴（Susan Long）写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杜莱在办公室装修私人浴室，并使用镀金水龙头。 4天后，NKF入禀新加坡高等法庭展开诉讼，告海峡时报诽谤。
在新加坡，由于公开批评某些人或机构而获诽谤官司的情况司空见惯。在此之前，NKF已数度遭人检举财务管理问题，但作风强悍的杜莱皆以诽谤控告等方式，迫使检举人销案，从未失手过。以下是新加坡报章列举的其中几个案例：
-1999年5月的诽谤案。有48人通过互联网传递一份批露NKF问题的电子邮件，他们大多数是年龄介于21岁至22岁的工作人员。NKF称这是一起诽谤事件，并对其中的一名执行人员陈吉莲（Tan Kiat Noi）采取法律行动。陈吉莲后来要求庭外和解，除了在主要报章道歉外，还给予NKF 5万新元（1新元约换0.6美元）的赔偿金；
-1998年11月的诽谤案。 模拟飞行指导员 Pirgasam Singarvelu 1998年3月在答复NKF请求捐款的回信中说：他乘新航时看见杜莱坐在头等舱，对此深感不满。他说：“如果你也能像其他公司的总裁一样乘搭经济舱，NKF就不需要筹集那么多捐款，肾脏病人也会有更多获益。 明白吗？”。为了这封信，他被NKF告上法庭，最后承认自己编造谎言，诋毁杜莱名誉，赔款22,000新元，并花费10,000新元登报道歉了事；
-1997年8月的诽谤案。今年56岁的保险顾问王良业（Archie Ong Liang Gay），1985年至1995年期间，曾为NKF做义工。他在1995年期间为NKF筹款时，发现坊间有传闻说杜莱出国坐头等舱，以及其他任意挥霍公众捐款的事例。1997年4月，王良业偶遇当时NKF负责财务的理事会成员林佳和（Alwyn Lim，现NKF副主席），出于好心，向林传达了这些街头传言。 王良业为此遭杜莱和NKF的前五名理事起诉，用了一年时间才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王拒绝说出赔偿数目，只说数目不菲。王良业和杜莱是新加坡大学同学和好朋友。杜莱是学长，念法律系，王良业读社会科学系。
有了前几起官司的胜诉，杜莱这次虽起诉的是阵容强大的政联公司报业控股，但仍像过去一样志在必得。
法庭审讯峰回路转
控辩双方都为此案聘请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几位律师。报业控股聘请的文达星（Davinder Singh）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民事案律师, 曾多次为李光耀、吴作栋及新加坡其他政要打赢诽谤案官司。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案件于2005年7月11日星期一开审，预计审期10天。 其实，大部分新加坡公众本来并不知道那天有这场官司。在7月11日这一天，大批民众涌到法庭，是因为轰动新加坡的中国女童黄娜命案恰巧在这一天开审。
海峡时报龙丽娴的文章并非没有漏洞，但完全出乎NKF意料的是，文达星的辩护策略是以功为守，旨在曝光更多事实，他在第一天的辩论中迫使杜莱承认：
1．杜莱确实滥用捐款乘坐头等舱旅行；
2．年薪除了25,000新元的月收入，还有10-12个月的花红，即年薪共60万新元左右。
消息公布后, 新加坡顿时舆论哗然，7月12日一早，本来旁听黄娜命案的公众，大都转到NKF与报业控股的庭审。文达星这天迫使杜莱承认更多与NKF合谋误导公众的事实：
1．对外夸大洗肾病人数目, NKF照顾的肾脏病人只有2000人, 而不是他们对外宣称的3000；
2．NKF现有储备金2亿6千万新元，按现在每年700万新元的花费，也足够维持近40年的洗肾费用, 而NKF总是对外宣称只有3年储备可用；
3．杜莱和NKF的一些董事及前职员有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
吴作栋夫人语出惊人
至此，杜莱知道大势已去，但原定10天的审讯才过去两天。庭审即将结束的时候，文达星质问杜莱是否愿意撤诉，杜莱考虑10分钟后决定撤诉。这样原定10天的案子，两天就结束了。
但杜莱走出法庭后仍态度强硬，对记者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不会辞职。
新加坡原总理、现国务资政吴作栋夫人陈子玲是律师，也是NKF的名誉赞助人，她在法庭旁听席上经常摇头、做手势, 表现出不甘寂寞。两天的庭审结束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时坚持杜莱所领取的薪金合理, 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的人来说，领取60万的薪水，只是 “一粒花生米”（a peanut）。此番随口而出的评论, 反映出新加坡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严重隔膜。
杜莱在民怨沸腾中辞职
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为NKF捐款，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但没有汽车，没坐过飞机头等舱，每月还得细心地省吃简用才能维持生活。出于对肾脏病人的同情，捐款人每月通过银行户头捐款给NKF。杜莱任意挥霍民众捐款的丑闻已令很多人极度失望和气愤，60万的薪水只是 “一粒花生米” 之说对民众的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
消息暴光后，很多人通知NKF立即停止捐款，头一天NKF就接获3800名捐款者取消每月定期捐款的电话，NKF原来的捐款热 线，此刻已经变成撤销捐款和发泄不满的专线。据报道，无法接通NKF的公众还通过报社和政府部门的热线电话表达对杜莱、NKF、和吴作栋夫人的不满。
7月12日当晚，就有人通过网站发起要求杜莱辞职的行动，至13日凌晨就征得近2万签名，潮水般涌入的签名甚至造成网站荡机。至一天后杜莱辞职网站共收集到39000个支持者签名。
7月13日一早，有人在NKF大厦的外墙上涂鸦，用红漆喷上17个“Liar”、以及中文“吊死杜莱”。
当晚NKF举办的慈善募捐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当场公布捐款数目的尴尬活动。
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他的一位亲戚服务于新加坡一家大型私人机构，“花生米”之说爆出后，有一天下班时老板发给每个员工一包花生米。。。
此类消息不断传出，事情越闹越大，有关当局终于挺不住了。7月14日下午，卫生部长许文远和杜莱等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杜莱决定和NKF执行委员会成员集体辞职，卫生部将介入处理这场风波，委任新的管理层。
当天下午，吴作栋夫人也发表文告决定卸下NKF名誉赞助人的职务。
但事情似乎还不能这样了结，面对一周来的戏剧性变化，新加坡的民众很多还不能适应：“NKF这样一个强势机构，说告谁就告谁，每天都在电视上看见他们的广告，这么说垮就垮了。。。我一下还适应不过来。简直不像真的。”。
联合早报也有评论：“新加坡人对NKF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新加坡政府和法治的信任，因为，NKF领导人若有什么行差踏错的话，政府没有理由不知道，没有理由会不出来管一管。以政府的效率，有谁敢打着慈善的旗号去胡作妄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7月17日星期天，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公开表示，“花生米” 比喻不恰当，夫人在接获大量尖锐批评后感到后悔。此举等于釜底抽薪，热闹了一个星期的NKF事件暂时得以落下帷幕。
NKF丑闻再度揭秘 利益集团成为关注焦点
12月19日，会计事务所KPMG经过五个月的缜密审查后，公布了对原NKF管理层的调查报告，再次激发社会公众对NKF事件的关注。该报告除揭露了该公益机构在筹款方式与账目处理方面的多项监管疏漏外，也指出原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NKF事件中一些关键人物的身份模糊不清，既是董事，又是执行人员，又是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既是监管者，又是被监管者。NKF旧执委跟NKF有不少生意往来和利益关系，这些人都是杜莱的“亲密好友”。
调查报告指出：“（NKF）内部管理乱成一团，根本没有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杜莱一人独揽大权，他和亲信们也随意使用权利。执委会的成立和下放权力给杜莱的过程，根本就是（杜莱）一种贪得无厌追求权利的表现”。
如2001年，NKF委托印度Forte System公司，开发价值300多万元的电脑软件。可是，该项目付了钱却没有交货。前执委蔡丽云是Forte System 的董事，而批准NKF接受Forte System合约的技术评估委员会成员就是NKF董事兼执委会主席，退休前为银行界人士的杨坤达。
而杨在担任NKF执委会主席期间，曾提议给予杜莱高额加薪和奖金。另外，杜莱曾向Tenet保险公司购买一份2万9000元的个人意外保险，保费由NKF支付，而杨坤达正是Tenet保险公司的董事。
蔡丽云原为NKF职员，离职后加入Protonweb Solutions，与NKF保持密切商业关系。如2002年，NKF和Protonweb Solutions签署了价值450万新元的合约，为NKF在印度提供三年的电话行销，客户支援和市场宣传服务。
2004年，一个名为SSA的机构为NKF筹款时，NKF就承诺赞助5万元。SSA机构的财政是由杜莱的太太担任的。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
政府监管机构的疏漏
报告也批评政府监管机构的疏漏：NKF的弊病早在四年前原可纠正。2001年国家福利理事会就指出NKF在处理建设基金，病人津贴，洗肾成本，筹款经费，以及员工薪 金等方面都出现了偏差。事件最终还导致NKF失去了国家福利理事会给予的中央基金会员及公益机构的资格。卫生部作为医疗慈善机构的中央基金执行者，在2002年接管评定和批准NKF的免缴税捐款事项后，却一次性颁发为其三年的公益机构资格给NKF。
7月21日，卫生部长许文远代表政府首度表态，要彻底调查NKF，并将提控相关违法者。
许文远在谈到名誉赞助人的角色时说：“我阅读了KPMG报告附件，答辩者的律师说名誉赞助人参与决策，这完全没有根据，而且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可鄙的做法。你撒了谎，现在还拿名誉赞助人来遮掩。”
许文远也承认政府最近几年来，不断接获指责NKF的匿名信，提到此次调查报告中披露的一些问题。然而，由于这些人拿不出确实证据，也不愿透露身份，当局因此无从下手调查。
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询问，新加坡人投诉时是否担心暴露身份？
许文远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匿名，我也经常接到投诉医生的匿名信。报章言论版要读者提供真实姓名，也是争取好几年才有办法落实的。也许这是一种亚洲文化，我们不愿意当面指责对方，因此会要求匿名。”。
新加坡民众普遍为NKF所暴露的问题震惊，联合早报的评论指出：“NKF事件更是暴露了整体社会环境以及现行的慈善机构监管范围里的某种不足：即对匿名举报缺乏足够重视，又缺少平等沟通的环境”。
“我们也必须承认面对一个存心误导公众又不愿接受问责的慈善机构，它有意瞒天过海的行径也的确不容易被发现和检举。尽管政府表明将提控对NKF的管理出现疏漏的犯错者，但是在一个重视责任承担的体制里，是否有人应该为把关失守而负责？”。@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