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自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1月19日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前，辽宁警察就已经前往郭飞雄的湖北亲属那里活动。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刚刚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月20日就把郭飞雄带回辽宁。附上2005年夏季时郭飞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伟随信讲述与《沈阳官场地震》出版有关的遭遇。从郭飞雄和江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这一次的所谓非法经营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调查过，而且江伟还因此被殴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过。而5年之后尘封的旧案重提，中国政法部门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击出版自由的旧案件在新阶段兼而打击维权力量。
广州警方曾对郭飞雄讲，他的同案江伟和张志涛这次都指认郭飞雄是主使人。我们无法确定警方话语的可信度。毕竟在中国，部分警察（首推国保）和流氓黑社会群体颇为相似，都是惯于使用谎言、恐吓和暴力的犯罪集团。执行违法任务或者在执法中采取违法手段的警察们，作为执政党或地方黑恶官吏操纵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往往有着比普通黑社会团伙大千百倍的破坏性。因为他们凭着完全不受制约的特权完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们从江伟2001年8月经历中可以看出，江伟很清楚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坚强面对了压力。警方说他指认郭飞雄为主使的说法要么是捏造，如果真的江伟承认郭飞雄主使，那衹能推测当今警方用了比过去更残忍的刑讯手段。
补充侦查期是一个月，我们不知道郭飞雄会被迫在辽宁待多久，他会在看守所遭遇什么压力。我们能有把握仅仅是，除了莫少平律师和胡啸律师的司法努力，我们也要为他呼吁，要营救这位因维权而身陷囹圄的朋友。无论我们之间的信仰和主张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不认同郭飞雄特异个性缺点的朋友们，毕竟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尊严和自由是相互维系的整体。那么我们来为飞雄发出声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腊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8天
张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参与为广州大学城拆迁户维权案子,出了问题.明日要飞赴广州,现在已可判定客户受到了胁迫,在电话中带着哭音说话.说的话莫名其妙,暗示着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胁迫我.并暗示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
我决定主动跳进这个陷阱。请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过七日，请您将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见证中国新闻出版和人权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安然无恙，那么，请您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不要给其他朋友看。绝对!
预先感谢您的帮助!
郭飞雄上
请看后立即下载，这是回忆录的一部分。不是时势需要请勿传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会根据需要披露。
我决心作为法律代理人赶赴广州,去帮忙广州大学城拆迁户做一些事,用我的笔,把真相写出来,在国内报刊和网上将真相报道出来。捍卫拆迁户的财产权和人权就从现在做起。
我知道别人已经给我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好吧，我就跳进去。希望朋友们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财产权保护。这样我的牺牲就有价值了。
附上这个2001年的旧故事，如果我七天内出来了，就不要对外界公开，绝对。
国内外民众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会知道中国民间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知道在艰难中奋斗的实干者的苦辛和不灭的信仰。
自由万岁！
郭飞雄 6月25日晚11点于北京
因《沈阳政坛地震》遭受严刑拷打实录
——我和郭飞雄的一段奇异的民间出版经历
江 伟
前 言
杨茂东（郭飞雄）
1990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多年梦想的人生斗争的草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劳作。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一次业余投稿时，我偶然地进入民营出版业，从此做了十年民间书商。我参与出版的第一本书刊，便是反腐败题材的，从那以后，在期刊领域，在反腐和时事体裁上，我一直属于“全国潮流”的引领者之一。自1992年以来，国内报章关于反腐和时事的许多重要提法，都从我们这儿发端。在制作技术上，我们先是学习香港杂志，后来便直接模仿欧美政治刊物（如《时代》等），在这中间逐渐诞生了创新，它使我们的产品从封面到内容之冲击力特强。从外形上，我们的产品颇类似于西方大报大刊为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所出版的号外。在民间书刊业中，一般将我们的产品称为“特刊”（“火车杂志”衹是其中内容较为平俗的一种）。
尽管在内心我以自由民主为终极政治信仰，且一直努力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间出版活动却从来不是直接以弘扬自由民主为主要导向。我采取的是渐进式隐形推进，以传播信息、突破封锁，向大众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识为主，以此激发读者的正义感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干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而应逐次扩大实力和影响。我们不能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牵连到与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不能伤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张，民间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了官方越来越多的注目，我们的政治风险也渐渐加大。1999年中，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著名学者何新对我们南方商人推动朱容基热的政治批判文本。虽然何新不可能获知我的真实名字，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推动朱容基热最有力的民间出版人士之一（这当然有产品、有众多的同行作证），我之所谋者深远，运用的是中国古老而微妙的韬略，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演进和分化组合。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和众多的新闻出版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是白费功夫。
我们的民间出版活动犹如船在风浪中颠簸。作为驾船船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避风险的方法。当我们用反腐特刊对某省出现的腐败大案进行集中轰炸式的深度综合报道时，当地官员虽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封杀，但衹要不“干掉”本省数十名主要分销商，就无法阻止“尺度”不超过国内激进报刊、内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传播。而在非常时期，如果当地官员滥用专政机器镇压，便越证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顾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官员们对法治不能不保持几分“让步”。于是即使最后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销售者和分销商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大事。通过这套奇异而有效的博弈方略，许多封锁就这样被渐渐突破，信息和真相越来越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在这中间，分销商主要出于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而冒风险，使得我们的商业合作自然而持久。作为“总发行”的我们和各地数百名分销商之间，事实形成了无形的互保契约关系，一道运用自古以来长存的人类生存智慧，为本行业硬顶出了一片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经历了多次风浪，都安然无恙，且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稳健、低调的名声。然而，到2001年8月报道沈阳腐败窝案的《沈阳政坛地震》杂志热销后，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员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现了一个超级权力载体——中纪委——介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事后根据从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称：《沈阳政坛地震》转载的《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纪委某要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杂志封底的一段话——“沈阳的耻辱是出了象慕绥新、马向东这样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为恶一方的人，沈阳更大的耻辱在于，多年来，当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颠倒黑白、兴风作浪时，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将其甩下来踩在脚下。我们设想，沈阳的新政将是‘加大群众说话的分量’，加大人民监督的分量。衹有这样，沈阳才不会浑水泛滥，衹有这样，沈阳才能永远告别耻辱”——转自《南风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书主题，它得到了沈阳民众的强烈欢迎，却刺激得中纪委某要人大发雷霆，下令将产品生产者捉拿归案。
过去面临此类危情，一般都是客户先担待下来，而后共同分担损失——客户愿意且有能力担待，正是我们这些引领“行业潮流”者给他们发货的前提，且都多次口头认定过。但是，这一次，互保契约遭到了客户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的近亲系沈阳公安部门一个小头目，广州的富裕名声，使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于是危情由“分担”转变为“嫁祸于人”，数十名公安或国安打着查处“泄密”案的旗号，带着客户卢X义及其妻儿南下，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将我当作一头“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帮我打工的朋友江伟承担了直接的风险……
本文便是江伟事后所作的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8月初，文中的卢X义系沈阳市图书城某批销部经理，沈阳地区分销期刊的主要民营书刊批发商之一。
在江伟的坚强支橕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一危情。但险恶的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业，而把它的传奇和苦辛留给了历史。在我的眼里，江伟的下述记录，既是为中国人权状况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民间出版业尤其是期刊业的历史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记录。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与卢X义的约定，我来到总统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机与卢X义联系，获知他们两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们住的707房间去了。
出了电梯，在7层的走廊上，卢已站在那里，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于是卢前我后，进了房间。我随手把门反扣上。卢招呼我坐在套间外面的沙发上，并递上一支烟，俩人互相客气起来，他问我老杨（老板杨茂东）的一些情况，我说：他在武汉，老婆生小孩，走不开，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问好，希望你们全家在广州玩得开心。
这时卢的夫人从卧房里出来，问候了两句，便说：账单带来了吧？我回答：带来了。卢便催我到卧房里和他夫人把帐先对过，再到香江野生动物园去玩。我和卢夫人便到卧房对起帐来，一共是卢应付杨13万多元。
卢夫人便说：你先签个字，我先付给你10万元，余下的以后再说。她一边说，一边从她那大一点的包里将钱掏出，放在茶几上。我点了一下，一共九叠整的，每叠一万元，另外一万元是散钱。我在对账单上写下了：“收款壹拾万元整。江伟。8月8日。”卢夫人说，（散钱）要数一下。这时，卢X义从客房进到卧室，坐在茶几的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们。卢夫人坐在桌台边的椅子上数着钱。
突然，外边的门开了，进来了许多人，领头的说了一声：“不准动！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处，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卢夫人连忙说：“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卢X义坐着没动，和我一样没说话。首先进到卧室的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约有40多岁，他向卢出示了警官证，但衹是让卢X义看了一眼，一晃而过，便收了起来。我这时只想着把提包内的手机给关掉，手刚伸进包里，便被一个人吼叫着把包抢了过去。领头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床上，对我吼叫道：杨茂东在哪里？快说！快说！我心里好像明白了：我掉进了别人设的“局”中！
这些人说的全是东北口音，并不为难卢氏夫妇，衹是不断地吼叫着，催我说出杨的下落。
我坐着没说一句话，眼睛一直盯着卢X义。有人喝叫着令我站起来，接着有人上前对我进行搜身，将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来覆去，同时有人不断地审问着我。我依然一言不发。搜完身后，他们又将我押出门。快到门口，卢夫人忽然上前，将茶几上放着的钱朝我包里塞，我眼睛又盯着小丑式的卢夫人，卢X义似乎感到有些太过分，便出手挡了一下，他的夫人便没继续塞下去。
我被带下楼，有五六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便衣把我围在中间，经过酒店大堂时，我扫了一下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刻。
出了门，我被带到一辆130双排座车前站了一会儿，后被推进后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们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强行将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狭窄的放脚处，他们坐下后，将脚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车开了，他们忽然将我的头发抓住、提起，使我的脸偏向后面，然后用手不断打我的耳光，凶狠地问道：“说！杨茂东在哪里？”我挨了几十下，依旧一言不发。突然，他们将手上的烟头烫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浑身一阵抽搐。“杨茂东是你亲爹，还是干爹？你还不说！”接着又有一支烟头伸过来，在我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烫，一路上，我被这样烫了五次，留下了五个大泡，发出钻心的疼痛。
在烫烟头的间隙，他们又不断地扇我耳光，还时不时地卡紧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发火燎烧。
就这样走了约大半个小时，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仓边路广州市刑警支队。我被带到进大门直走的一间房，进行审讯。我站在那里，除了烟头烫伤处发出的疼痛，手拷也紧紧地卡在手腕的骨头上，痛得越加难忍，后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难受，这是刚才几位东北大汉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劲垒的结果。
在审讯室内和门口，呆着五个人，听口音有四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广州的。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一个方脸东北人（身高约在1米76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突然用脚狠踢我的后腿弯，然后把我带拷的双手向前举成90度，变成半蹲马步式，喝令我就这样一直蹲着，稍有变形，便对我拳打脚踢。才几分钟下来，我的衬衫、裤头都汗湿了，头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钟，他们就问我一声：“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坐到凳子上来说！”我战战兢兢蹲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实在支橕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个东北人立即过来，用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另一个东北人说，让他先坐一会儿。随手便将我拖到一条长凳子上坐下来。那个方脸东北人也坐到长条凳子上，随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后又拉起我的手，右手举着一个不知从那里找来的直回形针，对着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声惨叫起来。方脸东北人笑着说：“你够坚强，说不说，杨茂东在哪里？”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个指头，我又是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这样一口气刺了四根指头，每个指头都流了几滴血，但并不多，显示他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
从九点到现在发出第一个声音（惨叫声），我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识里只知道不能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我的身体处在几乎无法支持的边缘，衹有死死地熬着。
人渐渐地出去了，审讯室只剩下一个胖子，带着眼镜，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是东北口音，由他看守着我。他对刚才走的几个人说过，带盒饭就行了。我想应该到中午了。胖子对我说了很多话，象一位“好朋友”似地开导我，但我始终没有回话。他的话我记的清晰的衹有这么一段：“你以为他们是谁（指前面走掉的三个便衣）！他们比流氓还狠，你要不说，后面有的是苦头吃！”
几个东北便衣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胖子拿了盒饭，到外面吃去了。那个用烟头烫我的人坐在我的旁边，一边拍打着我的头，一边问我想好了没有。同时又给我介绍沈阳那边监牢里的情况，他说，那边牢房里的情况可不妙，“我担心你的身体到了那里可能吃不消。”我仍没说话。他又说：“现在没有江姐、许云峰式的人物了。”他说累了，起身喝水，又换了一个东北人上来，又喝令我站起来蹬马步，我的体力早已不行了，身子不时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脚踢，又是扯头发。
在这中间，我的电话响了许多遍。他们问我想不想接电话，并把手机递给我。我拒绝了。他们又让我坐下。开始问我叫什么，住在那里，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们把询问记录拿给我看，共有三页纸，“问”下面的“答”全是“无语”。我最后签了字。
他们又将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钱一一地做了登记。我私人的钱应该是2350多元，扣押清单上衹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记完后，那个首先冲进酒店房间的领头人这时候又从外面进来，有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可要把握机会。”这位处长也说了很多开导我的话，他说：“从接触到现在，我很佩服你，不过现在你这种人不多了，名字也变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中纪委过问的事情。”“你现在就只说说有关《沈阳政坛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看到话没得到回应，他便不再说下去，站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个方脸东北人，然后就出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方脸东北人让我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再签字，上面写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拘留证书 江伟涉嫌非法经营被拘留……我在想，这字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时进来了一个广州人，他是上午从总统酒店来这里时开130车的带路人。他给我做起工作，说：“你现在说出杨茂东住哪里，你们这本书是在哪个印刷厂印的，广州发给了谁，就还来得及，不用签这个字，查明事实后，马上可以放了你。”其实这个时候，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尤其是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心里一直在想着江姐、许云峰与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个纸上签了字，随后被带上车。车子又向某个地方开去，车上一共有五个人，又是广州公安开车，其他几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劝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进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等等。我仍然没有说话。
到了拘留所，我被带到一个衹有1点5米宽、里面三分之一是铁条封起来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阴森。我被要求脱下裤头、衬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后穿上裤头，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64”，他嘱咐我一定记住。
一个穿囚衣的人（后面才知道是轻刑的或者快要释放的外劳犯）将我带过一个铁栅门，到了另一个铁栅门前令我蹲下。在这两个铁栅门之间，放着一张台，这是管教的值班台。广州公安跟值班台里的管教办了交接手续。帮我拿衣服的外劳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让我抱着。
手续办完后，我被带到148号监仓，在这里手拷被打开，监仓的门开了，但门上的铁链没开，门被开得只够一个人爬进去。
进了监仓，里面有十几个与我一样穿着小裤头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别严肃，坐的姿势都一样，也特别整齐，有的头剃着光头，有的是光头长起来的头发。监仓是一个两米宽、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里边的一道墙在两米高的位置有一个铁栏杆的天窗，大约是半米宽，三十厘米高，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铁门关上后，牢里所有的人变换了姿势，改为靠墙坐着，一个带眼镜的人（事后知道要称呼为“胜哥”）让我来到他面前蹬下。一个坐在正中央的人开始说：“我们这是文明仓，不准打人，也不准闹事，要背监规（说话时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墙上写的字），干活要积极，绝对服从管理。”他又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把被抓的过程说了一遍。
胜哥接着问，打了没有。我说打了。他说，以后在这里提审被打，可以喊。这里住的有检察院的人，不让打人。他又指着正中央的那人说，以后有什么事要听牢头的（他是用带着广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牢头”被说成“仓头”），以后就在下铺干活和睡觉，不准到上铺，等等。否则就“穿针戴镣”。说到这里，他指着左手一个被钉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绍说，那就是“穿针戴镣”。
后来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两个手被穿过一支腿戴上手拷，这样他就永远直不起腰，同时脚被戴上沉重的铁镣，锁在床板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穿针戴镣”。
随后我来到下铺，分给我的床铺位于牢门附近靠近左边墙边的位置，整个下铺长1点2米左右，宽约为不到2米，右边的一半是厕所，所以实际上衹有1米宽，睡着我和两外两个人。上铺共有9人，墙的左边挂着一个钟，我看了看，此时时间为5：30左右，那么我进牢房的时间约在5点左右。
在挂钟的右下方是“学习园地”，左下方是挂毛巾处。对面右墙写着监规，监规与厕所之间是整整齐齐的东西，中间有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水池。有一个1米8左右（叫肥仔）的人和另一个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龙）正在冲洗餐具。下铺另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一个叫老陈，不到40岁，一个叫小龙，约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拿着抹布在上铺的墙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着卫生。上铺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广东话做着交谈。做完卫生后，文书“胜哥”已把我的卡片写好了，放在左边值班的墙上，上面有编号、进仓时间、姓名。他并对我说，以后要跟老陈学着做卫生，做不好要报告管教，给你“穿针戴镣”。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着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
那个叫阿龙的问我，你是老板，还是马仔？我说是打工的。他就说，要真是打工的，就没事。因为我的编号是临时的（三位数，而牢里的人都是四位数），所以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的，或者转到沈阳去。
我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因偷小车被抓的，数额没落实，所以一直没判。他是4月份进来的，进来之前被打得非常狠，双手反拷在窗子上，脚刚好着地，整了他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他估计自己可能会被判10到15年。
到了晚上10点钟，进入了休息时间。轮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点。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觉，也不准说话，主要防止有人自杀。就坐在厕所旁边的木板上，除了把厕所刚好露出来，那地方就放着每人装衣服的袋子，装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厕所的上方1点5米左右，有一个长宽约在20公分的木制窗户，它被牢头称为是“牢房里的生命窗”，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此窗进来，平时关着。它同时也是管教的监视之窗，管教可以随时打开它，查看监仓里的情况。
在进来的铁门上，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劳用来监视里边动静的口子。
值班时，带班的可以看书、看报。我坐在一个蛇皮袋子上，想着我的家庭，我的老父亲，我的已在天上的母亲……去年母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我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对我的父亲打击也是非常大。我现在的事情要是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尽管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父亲他老人家会怎么想？……这些想法经常被铁链、铁门撞击发出的怪异凄惨的金属声所打断。
8月9日
一夜没睡。到了6点多钟，便听到铁器击打铁门的刺耳声音，象是按秩序一个牢门一个牢门打过来的，在安静和睡眠的环境下显得十分恐怖。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众人齐背监规的声音。我所在的监仓有的人眼睛还睁不开，嘴里却高声背着监规，衹有牢头没背，但眼睛盯着每一个人。
再过一会儿，铁器打门声便传到我们这个监仓，老陈赶紧舀了三杯水，倒在铁门下角流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是报平安、表示一夜无事的做法，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背完监规后，除牢头和紧挨牢头的两三位不用做工外，其余的人全部要干活。睡上铺的做“艺术”工作，就是把牢内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下铺的负责把厕所洗刷干净，然后把一个蛇皮袋子式的布拦在水池和铁门之间，于是从牢头开始，上铺按顺序在厕所内洗刷、大小便，而后轮到下铺，最后才是我。由于没有毛巾、牙刷，所以我就没洗漱。结束后，老陈、小龙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厕所，用香皂和抹布反复擦洗，再用水冲，清扫完厕所后，又得打扫下铺。
差不多到了8点钟，从其他监仓又传来“管教好”、“多谢管教”的声音。牢头开始让我们坐成一个队形，三人一排双手背后整整齐齐地坐着。铁门开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门口，牢头开始喊“管教好”，其余人跟着喊，然后“管教”用广东话和牢头说着什么，我始终没听懂过。然后从牢头和文书手里拿过一些信封和纸条什么东西的，随即转身离去。外劳犯人从外把铁门使劲碰上，牢头又带头喊：“谢谢管教！”
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门就给我带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里，他问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当着公安的面说了话。我说，我是打工的，老板让我去结账，然后就被沈阳公安抓了。管教问我老家的情况，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和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单位。他又问我的住处，我考虑到公司的同事应该已从我们的住处兼办公地点走掉了，我自己必须说出住处，才能实际证实我衹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可以隐瞒什么。这时我已和老杨失去联系一整天了，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把我的住处地址告诉了管教。
不到十分钟，便有其他管教带我去审讯。我被带到一栋与这幢大楼相连的楼房，在二楼的一间审讯室，站着三个人，正是昨日的沈阳便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说话，我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但还是一个党员，你们再打我，我是要告你们的。方脸说：党员好啊，党员好呀，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个固定铁环绑在一起，这样我就被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脸立即用脚在我背上乱踩，同时说：“你要告的话，你知道你在和谁做对吗？你在和整个公安做对，和国家机器做对，知道国家机器吧？”面对代表整个公安、整个国家机器说话的他，我当时只好保持沉默。
在这种处境下，我有时不得不蹲着，有时不得不侧坐着，背上不时地被踩上一只脚，觉得又沉重，又屈辱。这些沈阳公安一直反复问的问题就是：“杨茂东住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同时他们不断用电话和外面联系着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们三个在审讯室内吃起了盒饭，我却有五顿没吃没喝，并不断受着他们的折磨。他们吃完饭，仍旧是在我身上踩来踏去，仍旧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回答。
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个广东口音的公安，他们之间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铁环相连的绳子解开，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其中一人问我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来的，你衹要把这本书的来源讲清楚就可以了。阵势你也看到了。
这时他突然提到住处另一名员工的情况，我心里一紧：按道理住处其他员工都应该走了，难道还会有人被他们找到了，拉过来问话……？
于是我开始说：我本身身体不好，又吃了很多亏，支持不了。那人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接受了。那人又从包里拿出了《沈阳政坛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对文稿，以及一本《沈阳政坛地震》。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说这是在你住的房间搜出来的。
尽管我知道我的住处应该被搜查过了，但此时我的心仍然十分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员工象我这样被冤枉抓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个员工是负责做什么的。听那口气，好像是他仍然还是个自由人。我就说，我从不问他干什么事，他也从不和我说话，都是杨茂东有事时主动来找，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这样吧。
他又问到杨茂东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打工的，老板怎么会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呢。
他把《沈阳政坛地震》翻开，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都是广州这边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有些文章我在报纸上和其他杂志里都看到过。具体那篇文章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他又问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说了。
他又问我怎么到广州来的，每月多少钱，具体做什么事。我说，我和老杨同过学，去年他找我，我就来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么事他就找我。他又说，你怎么就相信他呢？我说，杨茂东在学校里一直是三好学生，有文化、有能力，正义感强，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他们把上面的问答写成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没有审讯人员的姓名，我签了字。
他们带我下楼时，我说：把钱放一点到拘留所，我没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没有换洗裤头。大方脸说，过两天就要带你到沈阳，还要什么换的呀。我说，沈阳、广州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样。
在回监仓的路上，路过值班台时，负责我们监仓的管教给了我一个饭盒。到了监仓，肥仔把饭盒拿去，他是专门负责从“生命窗口”接水、接饭的。这个时间正是吃晚饭的时间——5：30。“胜哥”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没有，被“胜哥”用广东话一顿臭骂。
“生命窗口”打开了，肥仔从窗口接菜接饭，非常高兴，我站在下铺靠着铁门，又被牢头警告：“不准靠门，挡住铁门上的观察口，管教是要罚人的。”我只好蹲下。饭菜送到牢头面前，由牢头分发。自然我是最后一个。我非常饿，但看到饭菜却一点也吃不下。米好像有问题，菜象是从猪场出来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坐下了。他们有的吃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样吃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饭菜分给了老陈、小龙，他们吃得特别香。
做完卫生后，老陈、小龙和我三人小声地交谈着。小龙是河南信阳人，浑身上下有十几处刀伤，是8月1日因抢劫抓进来的。
老陈是开车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个老乡，在公共汽车上以被人“撞掉眼镜”为借口、诈别人的钱财，结果被卧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铺的人全是讲广东话的，很少和下铺的人说话——除了让下铺的人做卫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点要休息时，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铁门，里面的文书立即大声地通报监仓的人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
夜里想象着父亲理解我的样子，慢慢地睡着了……
8月10日
早上，在铁器对铁门的击打声中醒来，背监规、做卫生，接着管教进仓问情况，接信以及字条。我向管教报告，要求给家里写信。管教说，你现在是暂押在这里，不准联系。（这与拘留人的权利不符，其中有一条是被关押的人有通信的权利。当然监规上也有不被打骂、不准体罚、不准行刑逼供等规定，但沈阳公安似乎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后，从铁门外送进来两个蛇皮袋子的东西。文书便喊：“快！快！开工了！”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塑料底座，并与塑料花瓣、花叶、花芯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规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体吃了不少亏，已经有两天没吃饭，身体非常差。做时就慢了许多。做工的时间是不许说话的。观察口里不时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里面。上午要做到10点半，然后才收工。由于这种塑料粉的灰尘比较大，房间的面积比较小，弄得满屋都是灰尘，所以我们下铺的三个人做起卫生来就要多费不少力气，从墙上到地板上，都要反复擦四五遍才行。
到11点半，已是吃饭的时间。我仍然吃不下那种饭菜，衹是多喝了一些水。牢头关心地说，要吃饭啦，进了这里，衹有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行，身体坏了，没有人给你负责的。但我的确吃不下。中午1至2点是午休时间，仍然有人要值班。这房间要同时睡12个人是怎么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轮换着睡也是好事。
下午继续做塑料花。到吃晚饭的时候，牢头关心且警告地对我说：不要绝食呀？绝食的话我要报告管教的，到时候会把你绑在门板上，用管子往你嘴里、鼻子里灌，我是经历过的，那比“穿针戴镣”不会好。我说：我是实在吃不下去。这样，我仍是只喝了两杯水。
7点至9点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就是看经过管教审查过的旧报纸和书，而且衹有牢头和他认为可以看的人被允许看。象下铺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轨，肥仔便会骂或打。小龙就因为要看书或者站了上铺，想伸伸腰，便被肥仔这样修理过。
“穿针戴镣”并钉镣的王力，行动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让我给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后我也经常帮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进监的，由于近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是这样，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了。但他对生活仍有信心，从吃饭到言谈、做工，都是乐观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三次进监。他是中山人，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这次是因为请小货车去拉货，车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机说是他的货，他说我请车还没到我要装货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车上还有大麻。他说他和司机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灯特别刺眼。躺在下铺，由于这儿的长度衹有1米2，睡觉时腿永远无法伸直，我只好将两条腿高高地放在铁门上，心里想着死去的母亲，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晨被吓醒后，感到两只腿的筋非常难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着才好受一点。接下来是背监规，搞卫生，管教训话，开工，干活，再搞卫生，直到中午吃饭。12个人，一天24小时呆在那个8平方米的牢房里，日光灯24小时照着，吊扇24小时扇着，就这样过着。身体非常差了，头经常性地眩晕，手上被烟头烫的四个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静下来。
下午2点，被提审。又是似乎一样的审讯室，一样的四个人。仍然是被钉在地下。我说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钉在这里我也受不了。他们又说着和前两次一样的问话：“受不了，就快说杨茂东住在那里。”“这是轻待你，到了沈阳搞你方法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们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他们对我使用的最严重的威胁，意思是可以让我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对此并不在意，要么说一句“我是打工的，别的不知”，要么干脆不说话。他们多次声称要把我弄到沈阳去，那意思好像是说，我现在在天堂，沈阳可是地狱。
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这次也没做记录。我要求他们放一些钱在这里，但没人理我。到了监仓，文书问我搞到烟没有。我说他们还在整我，怎么会给我烟。
晚上我仍没吃饭，菜是没削皮的东瓜，饭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着他们吃，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
到了8点多，外面送进热水，这时仓内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冲的粉、方便面等来改善生活，衹有我没有。因为那是他们用家属送进来的钱在监仓买的。
王力把他冲的麦乳片递过来，让我拿个公用杯给倒了一半（以后他每天都这样）。我喝下了，至今仍对他心存感激。
8月12日
进来已经五天了，由于几乎没进什么食，头越来越眩晕。
又是一整天紧张地重复前一天活着的程序。衹有到晚饭及做卫生以后，大脑、身体才稍稍轻松一些。
牢头在冲凉时和我闲谈起来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提到沈阳，放的可能性就大。以前有南京、哈尔滨的，都是两三天都提走。
他说到他自己：“我吃的亏比你大得多，我是大年三十被抓的，进监仓时天比较冷，就蹲在这里被人用凉水泼下来，那冷得不是个滋味。这叫杀威棒。你还没吃过这种杀威棒，因为你进来时比较虚弱，我们就免了。”牢头也是因为经济案进来的。
说到兴头，他问我，还没毛巾、牙刷吧？我说连换洗的裤头也没有。公安扣着我的钱也不给我，又不让我给家里写信。
他说，一会儿你冲凉的时候我给你。我感谢了一番。后来他送给我了一条旧毛巾、旧牙刷、旧裤头。这在里面是非常大的人情，我接受了。我全部清洗了一下，成了我今后的生活用品。
8月13日
第六天了，还是一样的程序。
紧靠牢头睡的人（叫他“不管”，是牢里最自由的，可以不做工，也不管事）今天收到家信和照片，他有五十一二岁，看了照片和信后，他站在那里面对着墙，一直在擦泪。平时他总是小声小调地唱一些广东歌。他的普通话说的也很难让人听懂。
牢头为活跃气氛，把那照片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看，上面是四个人，其中一个姑娘戴着博士帽。据介绍那人的女儿。据说他是因为经济案件进来的，金额有一百多万。他是牢里呆的时间最长的，2000年4月进的仓。
文书“胜哥”算是牢里“三号人物”，主管记账，安排出工，检查我们的卫生。他的年龄约有30多岁，经常和肥仔用英语交谈。肥仔据说是中国生、美国长的中国人，20多岁，最少有180斤重，是负责偷渡的蛇头，3月份进的仓，为人非常歹毒，算是牢里第一打手。他经常逼着老陈给他按摩和“打飞机”，我躺在旁边，觉得非常屈辱，不知自己生活在什么世界。
睡第六位的是“杨教授”，50多岁，是牢里岁数最大的，不知是哪个大学管后勤的，也是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据牢头说，从他进仓到现在老了有十几岁。他不大说话，经常看着楼顶发楞。
第七位江某，不到30岁，是因六合彩被抓的。他是牢里最活跃的一位，从牢头到下铺都很欢迎他。
第八位是王力，第九位是阿龙。老陈、小龙和我住在下铺，做着最重、最脏的活儿。老陈和小龙有钱留在拘留所，毛巾、牙刷都是新的，水杯是自己专用的，还可以买“小灶”来改善生活。我因为钱被沈阳公安扣住，在这里我便成了“下铺的下铺”。想着这些，我心想下次提审时一定要让他们把钱放一些到这里。
抱着这样的想法，慢慢睡着了。
8月14日
今天小龙被换仓走了。
又进来了一个，和我一样先坐在牢头面前介绍自己。他是个南昌人，在广州火车站打劫被抓。他从149仓调过来，二十五六岁，1米65的个儿，身体比较壮。他也被安排在下铺。
王力的钉拷、手拷今天被解开了，但仍戴着脚拷。大家都为他高兴。他首先感谢了牢头和文书，也向替他解拷的外劳表示感谢，并让外劳转达对管教的谢意。但他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不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又一天过去了，我已七天没吃饭，就靠着王力给倒的办杯、半杯的麦乳片支橕着。
连着四天，他们没有提审我。
8月15日
中午11点多被提审。衹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给沈阳公安领路开车的那个广州公安，另一个是个高个儿，1米75左右，年龄约在30岁以内，戴付眼镜，人长得比较秀气，也很精神。前一个介绍这高个说：“这是我们科长，你可要抓住机会，争取立功。”
高个问我吃了没有，抽不抽烟。我说，已经几天没吃饭了，也想抽烟。他就让那个公安下去买三份盒饭，另外问我抽什么烟，再给我带包烟。那个公安走了。他又对我讲，你的案子已交到广州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批对我行刑逼供的沈阳便衣公安），上面领导非常重视，你看这个（他把一份红头文件给我看了一眼），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要掌握这次机会，等等。
他非常客气又非常严肃地开导着我。还说你现在可以慢慢地想，等一会儿吃了饭，再说也不晚。
他不时给我一支烟，确实让我感动。
那个小个公安买来了饭、烟回来。看着这带汤的盒饭，想着里面的生活，听着高个的“说教”，我心酸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所要的结果和我所要保护的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饭菜和汤很快吃完了，我点了烟（那个公安专门为我买了一包软双喜的烟）坐在那里，等他俩慢慢地吃。他们边吃边问着牢里的情况，我说8平方米的小屋，关着12个人，睡觉伸不直腿，吃不下牢里的饭菜，还做着最差、最脏的活，眼睛经常冒金星，沈阳公安也不把我的钱留在拘留所，没法开“小灶”，用别人旧的毛巾、牙刷。
那个小个公安说，这是全国先进拘留所，张子强就曾关在这里，有个国际什么组织还到这里参观过的，别的地方要比这里差许多。他还说，钱的问题他们会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接着开始了审问。高个先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父亲是抗日的新四军，曾打过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是连指导员，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全连死的只剩下他和司号员两个。我的几个兄弟在地方上都是干部，爱人在国税局工作，小孩在读小学，这些你们都可以去调查。
他们又问我怎么到杨茂东这里来的。我说我们是初中同学，去年八月份他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我愿意出去打工吗？我说愿意，就过来了。他们又问我具体做什么，我说，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问：在广州一般见过哪些人，在什么地方。
答：都是他约定的，在某个酒楼，见客户时我也不问别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知道自己是个打工的。
问：杨茂东都和一些什么人联系，和人打电话时都说了些什么？
答：我从来没在意这些，我知道自己衹是一个打工的。
问：你8号早上还和他通过电话，怎么那么相信杨茂东，连他住在哪里都不愿说？
答：同学时，他成绩是最好的，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人又非常有能力，正直，正义感特别强。但到广州我确实没到过他家里。
问：是比较有能力。《长征》（杨写的）我看过。但是他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据我所知，他在外面养了不止一个情妇。
答：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不会。
问：你住在哪里？
答：就是那个六楼。
问：有哪几位住在那里？
答：我和张某某（那位员工）。
问：你可要明白，从你住的地方搜出了不少对你不利的证据。找不到杨茂东，你是肯定要判刑的，我们可不能保证你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我们还掌握了天立大厦由你签单的证明（这是指前面杨的办公地点天立大厦某房，后来搬家到六楼，由我在天立大厦物业处的一份证明上签了我的名字）。
答：（停了一会儿）这也说明不了我是老板。
此后问题依然是围绕着怎样找到杨茂东的租房问来问去。
下午四点多钟审讯结束。最后我要求他们能留一些钱在拘留所，让我和家里通信，并且请律师。他们说这些要向上级领导反映。
烟还有七八支，我把烟藏在内裤里（外面穿囚衣），经过两道铁门的检查（每个提审的犯人再进牢房都要被外劳搜身），外劳对带烟是比较松的。进了监仓，我把烟给了文书，他高兴地很，说从来没有那位带这么多支，一般就是两三支。从此，我在里面的环境稍稍宽松了一些，可以站在上铺活动活动身体。
晚上，我向王力要了两张信纸，开始给家里写信。我心里十分清楚，公安肯定要检查我的信，并希望通过我的信能找到杨茂东。而我又希望杨知道我是被卢X义出卖而被抓的，并不是被打劫或被人杀了，或是拿钱跑了等等。所以我斟酌着，写下了这样的内容：
“我于8月8日上午9点在总统大酒店1707号房被沈阳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拘留，现关在广州市第三拘留所148仓。请不要到广州来，在这里我们举目无亲，来了花很多钱也没有用。请个律师就可以了。另，不要让父亲和小孩儿知道这件事。假如父亲因我而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将难受终身。切记 爱你，江伟。8月15日夜。”
（广州市第三拘留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距广东省公安厅不到一里路）
对这封信（我写的唯一的一封信），我是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我的编号被改为6874。这个编号说明我不会被带到沈阳去了。牢头和文书帮我分析，我很可能衹是劳教或者37天内就被放了。心也慢慢放下来。
从8日到今天晚上，整整八天，第一次有了大便。
8月16日
今天把信交给了管教。
管教在把所有的牢房查完后，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他手里拿着许多信和没在信封里的信纸，信封是不准封口的（寄来的信也全是拆开的）。他把我的信放在一边，随便拿着一张纸，一边看一边问我，“牢头怎么样？”我回答还可以。又问“郑木胜呢？”（指文书“胜哥”）我说也还可以。“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他又问。我说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我听不懂。随后，他又问了一些劳动情况，和其他人的劳动情况。我想，这是公安破案的一种方式吧，那些纸上写的大概就是每个监仓的牢头和文书们对各自牢房里每天每个人的情况报告。最后，他让我回监仓后要好好劳动，也要争取立功。咳，后面老是怕别人在自己身上立功。
晚上找牢头和文书要求看报纸，被允许了。每天都是广州日报。但有时每天的报纸不是很全，总要少几版，可能是检查后认为有些内容不应让关在拘留所的人看。
也是从昨天晚饭开始，努力吃一些牢里的饭菜。我的身体仍然是十分虚弱，眼睛经常冒着白点点儿，头是又重又沈。两条僵直的腿一走路，整个人就像没有重心向旁边飘。由于被手拷卡得太狠，手腕上血痕很明显，看着就让自己心酸。后背、大腿被沈阳公安殴打的地方时常发出揪心的疼痛，令我感到可能受了深重的内伤。有时想着这样死去了，到母亲那里看见我的这副样子，会非常伤心。所以不能这样死去。
8月17日
上午的劳动，是硬挺着的。虽然文书肥仔多次警告，但自己确实有心无力。
下午两点多又被提审。今天是三个人，除了上次那两个人以外，又多了一位40岁左右、身高约在1米67上下的中年人，那个小个公安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上次态度很不好，你知道的情况并没有说出来，可以说讲的都是假话，这次处长在这里，希望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争取立功。
停了一会儿，处长说：你的家庭情况比较好，你的单位也比较好，就为了一千五百块钱，在这里打工，有这么简单吗？所以你不是一般的打工的，你要想清楚，不然这个事情定案就在你身上。
我说：我们单位搞公务员改革，我轮不上了，要下岗。就是不下岗，单位让局长搞垮了，他们每月也就三四百块钱。一千五对我来说也就不少了。
他问：给（广州民营）图书城送书都送哪些地方？
我说：我没给图书城送过书。
他问：也没结过帐？
我说：结过。
他问：和谁结的帐？
我说：我也不知和谁结的帐。反正都是打电话在路边给的钱。他也不问我姓啥叫啥，我也不问他。
他问：结过几次？都是多少钱？
我说：结过两次，一次是三千多，一次是五千多。
他问：那人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征？
我说：很平常，也没留意过他有什么特征。
他问：你们在哪个印刷厂印书？
我说：这个就不是我的事。
他问：是不是张某某？
我说：不知道。张也从来不和我说什么。
他问：黄立呢？
我说：不认识。
他问：杨茂东长得什么样？
我说：跟他差不多。（我指了指那个高个科长）
他问：他的车号是多少？
我说：那是对沈阳客户这样说的，他没有车。
他问：杨茂东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
我说：好像遇到什么坐什么。没事的时候坐公交，有事的时候也看他坐摩托，打的。
……
这位处长问完后说：你敢对你说的这些负责吧？
我说：肯定要签字的。签字不就是负责吧。
他把记录拿在手里看了看说：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没理会他，后来想了想，又说：我身体不好，因为挨了很多打，现在身体差得很，希望你们把钱留在这里。让我买毛巾、牙刷，改善一下生活。
那个小个公安说：你没有立功的表现，怎么给你留。让你家里和你广州的朋友给你送钱来。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在拿我的钱换我的“立功表现”。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吧。我心里开始想着他们的可耻和可怕——那个让“你广州的朋友给你送钱来”的说法，尤其令我警觉。
回到牢里，已经五点多钟了，晚饭也错过了。
8月18日
今天管教查完房，把我叫了出去，要我坐在一张独凳上，然后两个外劳站在我的一前一后，手里各自拿着一把理发的推子，在我头上一前一后地乱推起来，不到一分钟，头型便被推成了一种“犯人”头型，这种头型有别于光头，有的头发有意不理掉，来侮辱你。管教站在一边，得意地看着。
不时地有带着手拷、拖着铁链的人从我身旁走过。
理完发后，我又被要求站在牢门外的一面墙前，开始照相。左侧一张，右侧一张，正面照一张。
在审讯室里，还有窗户对着天空，令我可以看到天空的模样。除此以外，就是每天呆在牢房，永远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看不见云彩。从每个人的眼睛里，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勉强用来分辨白天与黑夜的，是铁器击打铁门的声音，是牢头高声报着牢内人数的声音。即使下雨也是通过管教穿的雨鞋来判断。这些使我想起了上学时看的一部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时看后我非常痛恨那些国民党和狱卒。他们对待江姐、许云峰太残忍了。但即使那样，江姐、许云峰他们仍有放风的时候，牢内他们可以自由地交谈（我们可不行，乱说话可能立即就会挨打），不必背监规，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天空，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星星，看到云彩。许云峰也曾戴脚镣手拷，但他们那种戴的方式还是比“穿针戴镣”要轻不少。现在看来他们的待遇比我们现在的处境要人道许多。
8月19日
每天睡前，我都要数着指头算进来已经有几天了。今天是12天，信发出去已有4天，正常的邮寄信件是3天，不知家里是否收到了信，是否家中的电话被窃听了，以便通过这信找到老杨。他们是不是已到我的家乡去调查，要是的话，老婆会怎么回答？父亲会怎么样？带着一古脑的疑问，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两三点钟，突然被“我丢你妈的管教”的喊叫声惊醒。喊叫声伴着铁链捶打地板的声音不断传出，牢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有的耳朵贴在墙上听，有的站着发呆，但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这时老陈一边用手捶墙，一边说：“可能是我弟弟，听声音象是他的。”接着外面好像有一扇铁门被打开了，紧接着就是非常凄厉的“哎哟，我的妈”的惨叫声，并夹杂着“我丢你妈的管教，你搞死我算了”的叫骂声，声音慢慢地走远了，直到消失，这种惨叫和管教的喝斥声前后闹腾了有半个小时。
老陈却是越来越焦躁不安，并不时地走到牢头面前说些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对老陈同情起来。
我和老陈人挨人地睡在下铺，看着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老陈站着，眼睛好像喷出火似的，却一言不发。我躺下后，再也睡不着，那叫声实在太惨了……
8月20日
查房时，管教用广东话训示了一番，我照旧是一句也没听懂。管教走后，牢头传达说：昨天夜里，149仓的人值班时睡觉，被值班管教发现了，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些情况，大家以后值班时间千万不能睡觉，不然就惨了。大家一定记住。
如何能记住？我心里想，每天的作息时间是7：00—8：00洗刷、学习、做卫生，8：00—8：30坐得整整齐齐，等管教查房，8：30-11：30是在监仓内劳动，11；30——12：30是做卫生和吃饭时间，5：30-7：00是搞个人卫生时间，7：00-9：30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实际上大都是劳动加班），9：30-10：30是做卫生、铺床位的时间，10：30-早上7：00是休息时间，这中间经常有铁门的撞击声（管教从铁门的观察口弄出的声音），还不说加班是经常的事，另外每人夜间要值两个半小时的班。在牢房里的人时间上总是被“快点、快点”地催着，精神上始终是紧张、害怕的。我有时候躺下时，老鼠从下铺与铁门之间的一个小缝里爬出来，爬到我的腿上，我就不想动一下，只想睡一会儿。没想到老陈的弟弟（后来证实的确是他的弟弟，为同一案子进来的）竟为了值班睡觉不知道要遭受怎样刑罚，喊出那些可怕的惨叫……我们都不知道他后面经历了什么事。老陈也是担心着急得很，可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晚上我值班时，眼睛总是要迷到一起，王力不断地推醒我。我用湿毛巾擦了一下脸，看到王力正在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鼻子下面血红血红的。我也学着他的样，一根一根地拔着胡子，拔下巴的胡子痛得强一点，拔嘴上的胡子就痛得难受，但这样就不会打盹儿睡着了。
我所在的这个拘留所，是他们所说的全国先进单位，国际什么组织还到这里来参观过。假如不是全国先进单位，没有国际什么组织去参观的拘留所，会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8月21日
今天老陈被换仓了，又来了一个19岁的四川仔。
他一进来就哭得非常伤心，象是哭了很长时间，还扯着勾。他在给牢头介绍情况时说，他是从二楼的监仓转下来的，在楼上时，牢头说他干活慢，经常打他，今天打得特别狠，管教巡视时发现了，将他换到下面来。他个子特别矮，有一米五几。说是因为在火车站抢女人的金项链被抓住的。到了下铺，我看见他的手腕和我一样，有两道明显的手拷印痕，身上是青、红不等的伤痕。在整个干活时和晚上他都是在发出一种哭得伤心后扯勾的声音。晚上我问他，你个子这么小，也敢去抢别人东西。他说，老大他们几个人在边上看着（掩护），说我个子小，灵活，好脱身。谁知就被抓住了。老大他们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说你被抓了，老大他们肯定也会被抓。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在深圳的一个工地上，我来找他，没找到，饿了几天没吃东西，就遇到这几个老乡，跟他们在一起，反正能吃饱肚子，睡就睡在桥下。最后他唉声叹气地说，在这里要是不挨打就好了，两顿饭是不用操心的。我听他这么一说，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8月22日
今天下午管教们对监仓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喷了一些消毒水。
我们每个人双手抱着头，面向走廊两边的墙蹲着，之前是把仓内所有的东西抱出来放在走廊上，管教们是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摸，杯子、纸箱、墙上、地板上，窗子上的钢筋全部检查一遍，非常仔细。然后是将每个人的裤头脱下再查一遍。如查出铁钉、铁丝或与案件有关的纸条，那就有他好受的了。
8月24日
管教今天警告我干活太慢，不积极。他说的是对的，做塑料花是非常仔细的活，有巴掌大的一叠叠的塑料纸，也要用手挫开，然后再用很小的塑料钉耙把大小不一的塑料纸串在一起，再把它扎在铁丝做成的树枝上，就成了一束束的塑料花。塑料钉也是一个一个地用手扯开，所有的工作全要用眼睛盯着，用手来做。我是肯定做不快的，我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就会看成双影子。再看其他地方，眼睛就会出现许多白金式的星星在面前晃来晃去。特别是手一直是麻木的，根本就做不成这个细活。我心想，到了这里的人，管教就认为是他们案板上的肉，由不得自己。
8月25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进来了许多穿警服的来检查，我们是手背在后边，在上铺坐成一个队形。他们一阵议论后到了下面一个监仓。之后不久，主管我们监仓的管教进来说，我们监仓的卫生获得了领导的好评，厕所搞得很靓，他还要让其它监仓的牢头们过来参观。
我在想，这些“领导”知不知道我们四个人就睡在厕所的旁边，不刷洗干净，那臭味、那尿味，冲得我们躺得下去吗？
之后进来了七八拨前来参观的，个个都点头称赞，对着牢头竖大拇指。牢头非常高兴，把他的饼干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块，以示“奖励”。这也算是他在管教面前立了一功吧。
晚上我看报纸的时间也长了一些，这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吧。
8月26日
川仔今天被拉出去亮了相。被判两年劳教。还拿回来他签了字的判决书。
肥仔问他在哪里亮的相。川仔说在火车站。肥仔又非常兴奋地问他看到女人没有，都穿的什么样。有没有对女人挤眼睛，问得川仔哭笑不得。牢头、“胜哥”、阿龙则羡慕川仔可以到“场上”去了，比这里不是强得多。川仔问牢头什么是“场上”，牢头解释说，就是劳改农场，你可以在那里每天吃三顿饭。川仔又问，到了那里有没有人打他。牢头听了这个问题，看了看他，站起身子，背对着所有的人，双手高高地扶着墙，活动起腰板来了。
牢头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他。他自己的腰板就曾被严重打伤过，路都走不成，还是被人抬进牢房里的。
川仔回到下铺，看着那张纸发呆。
8月27日
到今天为止，进来已有二十天了，信交给管教也有12天了。算一算已有十天没被提审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收到信。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最希望的是家里能寄点钱到我这里，以便买个裤头。才进来的时候就一直穿着这个裤头。晚上用清水洗一下，拧干，再穿在身上。后来，牢头送给了我一条旧裤头，我本不想要，又实在没有办法。牙刷、毛巾也都是别人用过的，都想换一下，每天刷牙时总是要跟人说给我意思一点，看别人的脸色，让别人给自己挤点牙膏。此外，寄来了钱，我也想还王力的人情。
9月2日 星期一
下午两点多钟，管教用广东话喊着我的编号，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听牢头说：“江伟，快点穿衣服，提审了。”我赶紧拿了一套囚衣穿好。出了铁门，被带上手拷，跟在管教后面，还是感觉到路走不稳，身体总是在朝一边飘。心里便一个劲地提醒自己，稳一点，一定要稳住。 过了两道铁栅门，除了那两个公安，多了两个女士，一个中年的，一个年轻的，站在那里等着。出来后，跟着他们到了三楼一个审讯室里。凳子不够，其中一个公安出去找了两把进来。
那位中年女士对我说：“我是你爱人聘请的律师，这是你爱人寄过来的结婚证。”说着她让我看了一下我的结婚证复印件。我听了这话，感觉轻松了一些。她接着说：“假如你没有意见，请在这里签个字。”我便在聘请律师的委托书上签了字。
她对我讲了我应有的一些权利，又让我说一下被捕的过程。我把被捕的经过，以及遭公安毒打、用烟头烫伤、用回形针刺手指的事当着两个公安的面述说了一遍。那个小个公安说，我们可没打，别人打了，你说话要有证据的。我说，你们是没打，但沈阳公安打我，你是看到的。（后来我想，广州公安对我也不手软，一直扣着我的钱，让我在里面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目的自然是要迫使我开口，这不过是另一种整人的手法。再说，他们广州公安眼睁睁地看到我在堂堂的广州市刑警支队办公室里遭受毒打，却从来不干预，在我的心中，他们也逃不脱“结伙犯罪”的嫌疑。）
律师又指挥那个年轻女孩给验伤，可是现在除了烟头烫伤及手拷卡的血痕外，没有其他的外伤留下（我在心里想，假如有外伤，可能还见不到律师）。但那女孩还是认真地用尺子把几个烫伤的部位量了量。那个高个公安说了声时间到了。律师又问，你愿意取保候审吗？我回答，愿意。律师收拾东西准备走时告诉我，她在拘留所里放了三百块钱在我名下。
律师走后，他们没问任何问题，衹是象在牢里那样，给我照了左侧、右侧、正中的相，然后送我回了牢里。
到了监仓，我回想起律师的那句话“你愿意取保候审吗？”，又回想起前几次的审问，心中明白了许多。这个案子到此就要结束了。
9月3日
今天晚饭刚吃完，管教就通知我，让我换仓。到牢门外的走廊上，管教说，你干活太慢了，再这样搞，就要给你“穿针戴镣”的。
我答非所问地说，管教，今天我三百元生活费拿到所里了。他说了一声知道了。我便被送进了149仓。
到了这个新仓，照旧是被分到下铺，靠近厕所一边睡。照旧是干着擦洗厕所的活儿。由于成了这个仓的“新兵”，所以衹是干活，不说话。
这个仓里一共有13个人。有个都是在40岁以上，牢头大概有五十多岁。这个仓里除了牢头是权威以外，大家都对上铺第四位的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非常尊重。这个人说的是东北口音。从他们的闲谈中，得知他是因为“法轮功”关进来的。他一家都在广州生活，家中四口人，他、他太太、岳父、岳母，都因练被关了进来。因为家中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无人照管，所以将他的岳母放了出去。留在监狱里的三人都很坚强，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他在里面继续打坐练功，多次被管教训诫，已经被关了大半年。他经常给大家讲一些真善忍的道理，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这个仓里人都比较善良，也没有148号那些肮脏的事情发生。
9月5日
今天早上，我和那个“法轮功”信徒一起整理仓内物品。就是先把每个人睡觉时用的被单、当枕头的饭盒全部收集在一起，再把仓内每人的衣服用塑料袋装在一起，还有食品箱、装食品的水桶全部集中在一起，按大小顺序排放整齐，最后是用牢头的大被单盖在上面。最难做的是把这被单扯成一条直线，叠成有棱有角。
9月6日
晚上7点左右，我被广州市第三看守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
江伟补记：
这是我第一次坐牢，一切都是我事先想象不到的。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保护了我尊敬的人，因为他所从事的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的事业（我接触到的全国各地的许多客户，都推崇他为自行业诞生以来期刊界产品最好、影响最大的民间书商——尽管论收入他远远不是）。此外，我也保护了客户，保护了印刷厂——这是我们做人最计较的事情之一。我所遭受的沈阳公安施加的各种行刑逼供，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用上述日记把其中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作为控诉他们的罪行的历史证据。我相信，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为中国人权状况的某种见证。
2001年11月初稿
2004年8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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