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之旅我的中国情结

期待有一天，一个懂得仁道治国，尊重自己优美传统文化的新中国能够出现……

十九世纪前往北美洲兴建铁路的中国劳工。（维基百科）

有一所华文学校，本来所有的学生与家长都致力于学习中华文化，但是当一位好事者提倡“挂国旗、唱国歌、挂国徽”时，立刻引起楚河汉界的纷争……

海外华人即使在异国落地生根，对“中国”二字却是刻骨铭心，无时不忘，总称自己为“侨民”。于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承传千百年的骄傲与荣光，也就流动在每一个华夏子民的血液中，即使绵延两、三代，也仍旧说汉语、读汉书，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

然而，曾几何时，台湾人出国旅游时，会特别声明“我不是中国人（Chinese）；我是台湾人（Taiwanese）。”时代演变下，也出现了“美裔华人”、“新加坡华人”、“香港华人”等等的称谓。分散在各地的外籍华人，渐渐出现各种或大或小的矛盾冲突。以往敌忾同仇、万众一心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分崩离析，一至于此呢？

不论是因为营生、避祸或是战乱，以往的中国人总认为自己迁移他乡仅是暂时，所以称之为“华侨”，意思就是侨居当地，终有一日要归返故土的意思。学者龙应台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忠于民族血缘的之死靡他：当她到古巴旅游时，参观当地华人墓园，赫然发现所有的墓碑都清清楚楚的刻上这些人是隶属哪一县、哪一村的，同时所有的墓碑都面朝东方──可见老一辈中国人对于汉血统的认本溯源望眼欲穿的渴望。

由于华侨对中国赤胆忠贞的热爱，身居海外，遭逢风起云涌的民主巨变，随着满清积弱不振、丧权辱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登高一呼，建立新中国──中华民国的理想，瞬间燃起各界华人偌大的希望。当时许多华侨不惜倾家荡产，只为济助革命事业。据记载，国父发动十次革命，百分之八十的经费由华侨资助。尤其第十次壮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经费全来自华侨。成仁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华侨。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可谓实至名归！

然而家国不幸，对日抗战旋然又起，海内外纷扰不宁。尔后的中共政权，又因共产独裁主义、长期与周围国家处于敌对与冷战状态，华侨顿失百年来的依归。在文革腥风血雨的恐怖震荡与摧折下，华侨不仅逐渐放弃回归大中国梦想，更争先恐后的逃离中国。

于是，为了融入当地国家的政权，也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海外华人不再视自己为暂居异乡的“华侨”，改称其为永久居留异邦的“华人”。从此，回归祖国的“华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处于异国谋生、陷于地域与党派之争、面对认同异国文化，处理移民地国家种族歧视等种种问题的广大华人。

近年来，海外华人在各国菁英与专业人士的快速崛起，引发各界瞩目。二零零四年，芝加哥市场调查公司SPECTREM集团所作的调查发现，亚裔人士（其中以华人为最多数）在美国的财富迅速增加，成长将近5%。二零零七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于矽谷移民人口的研究发现，华裔移民收入比一般家庭高出许多。据统计，亚裔家庭的平均收入在美国各族裔家庭中是最高的，比白人家庭高15%，比全美国平均水准高26%，亚裔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最富有、最有能力的消费族群。

研究亚裔乃至华人富有或是表现卓越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因素。例如他们非常注重教育，是美国族裔中教育水平最高的，也因此大部份从事会计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职位，子女也因注重教育而延承优质条件。而亚裔人士的家庭结构稳定，少有离婚或分居，拥有传统的家庭观念，也是一个突出的特质。

华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一蹴可几的，其实是历经了一个漫长奋斗的过程。一位在台湾结识美国在台协会外籍官员，远嫁美国十多年，赴美定居后考上会计师，目前在美国华盛顿DC任职会计师的陈柏如小姐，今年三十七岁，育有一女。她说初来美国，几乎所有的华裔人士都会感受到歧视：“前一位美国老板就是这个样子，明明我的能力比较强，但是他会安插其他白人比较高的职位，即使他们的能力与年资没有我好……直到经营不善，要把公司卖掉之前，才坦白的对我说，很后悔没有委我以重职。”

如今备受上司与客户肯定的陈小姐的体会是，来到这里的华人虽然刚开始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例如上司与客户冷漠的对待，但是自由的美国会给予丰厚的时间与机会来证明你的能力，而勤恳踏实的华人往往能成功。这也是海外移民的过来人之谈。

海外华人秉持着“同源同根，离乡背井”的心态，本应该互助互持，也会引发困扰。陈柏如小姐说：“这里的华人交际圈，大部份都会加入教会，而教会有分支分派，从事社交互动，但是像我就没有，也就比较孤立……。大家抱着的心态都是中国人，本来就要互相帮助，但是就我所知，常常他们也会互相指责对方，或是埋怨连连……如也移民到这里来的堂嫂和我聊天时，常常抱怨有台湾或是大陆教友的孩子，仅有几面之缘，但为了小孩留学要找学校，一家子来她家住了很久，就是抱着包吃包住的态度，一大早就等在桌前要吃早餐，好像理所当然的样子。”

上述的问题还算事小，在海外，若是“独派”遇上“统派”，或是中国打压台湾的议题，两方难免一番唇枪舌战，不欢而散：“最不愉快的，就是我曾遇到一位大陆高干子女的移民太太，总是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常常说着要武力统一的话，言语当中很不客气。”的确如此，造成海外华人分裂的最大因素，就是“政治意识的壁垒分明”。

研究海外华人权威的新加坡学者王赓武教授，在一场由龙应台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中，就提到一所华文学校，本来所有的学生与家长都致力于学习中华文化，但是当一位好事者提倡“挂国旗、唱国歌、挂国徽”等事务时，立刻引起楚河汉界的纷争，从此之后学校内永无宁日、争吵不休，简直令提议者悔不当初。

美国的《休斯顿记事报》（Houston Chronicle）也报导过当地华人分歧的奇特现象：当地的华人中心有三所：“华侨文教服务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中国人活动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以及“台湾人活动中心”（Taiwanese Cultural Center），它们虽然相隔仅几条街，但政治观点却是截然不同。第一所由台湾政府设立，第二所大部份都是来自大陆的华人，而第三所是赞成台湾独立的团体。尽管外表看来，三家华人活动中心看起来都很像：都提供华语学习、书法、绘画舞蹈和武术教学，也拥有华文书籍的图书馆、活动舞台和桌球场地。但由于政治意识的隔阂，常会引发政治议题的对抗，彼此攻诘与不睦。华人在教育、艺术与文化上完全的一致推崇，但政治上却莫衷一是的奇形怪状，不啻令外人见了可笑、华人感到可悲。

王赓武教授明确表示，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文明如何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么多歧异的观点中，如果能镕铸并体现一个高质量的、大家都认同、都喜爱的中华文化，产生一个磁性的效应，那么不仅是中国人，相信所有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自然会拥抱中华文化。这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梦想，却也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无论政治如何分裂演变，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厚绵远，始终是身为华人生命本质里最系恋的一部份。陈柏如小姐育有一女辛西雅，今年十岁，每周六都会到当地礼拜学校去学华语：“大部份的华人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讲中文。DC周围这里学中文风气很盛，常有相声比赛、联谊会，同乡或校友联谊会。”

大部份华人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学中文，接触传统中国人思想与观念。

她进一步解释：“ 我希望孩子学中文，主要是让她能接触传统中国人思想与观念……在这里，有些西方的价值观是我难以接受的：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法、作风都很难让人接受，年纪轻轻却很懒散，他们只追求即时的、短暂的快乐，每天刷卡也不顾后果……。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中国文化的一些陶冶，但是在这里，也希望她能在中西文化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从离散流亡的偷渡者、苦力与劳工，到科技、财经方面成就卓越的华裔菁英；从备受排挤、语言不通、迫切寻求认祖归宗的传统中国人，到排斥学习汉文字，除了黄面孔、黑眼睛的外表外，自衣着打扮到头脑思想都极端西化的华人第二代；华人所认同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断层，可谓分歧极大。

当问到身为一位在美的华裔人士，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何期许的时候，陈柏如小姐很诚恳的说：“我希望世界上的人，或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可以改善对华裔的印象，当然并不容易，也需要全体的中国人一起努力。我只能要求从自己本身做起……，我在工作上尽力的完成每一项任务，努力做的比别人更好，尽量的达到完美，博得朋友与客户的欣赏与信赖，就是期待和我接触的人当中，如果有人对华裔的印象不好，如果他能透过我的勤奋与努力而改变对华裔的印象，那我的付出就值得了……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改变他的印象，那也就够了。”

海外的华人要如何摒除心结，在异国拥戴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华子民是否仍有觉醒自己乃是辉煌圣裔之后，凝聚汉唐泱泱民族风范意识的一天？

正如同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一场“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演讲中所说：“……我有我的民族立场，我知道在海外有各种各样立场的中国人，我说我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说简单就两句话，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民族进步；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整个民族能够真正地进步，而不会去为了一个部份的局面的利益去影响我们整体的利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那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为中国说话，为了中国的进步讲我们的心里话。”

辛灏年先生的梦想不能实现，是因为有太多既得利益者垄断与阻绝了说真话的权利。然而能够预期的是，当有一天，这样诚实与自由的梦想终能实现之际，必定就是中华盛世再临的一天。◇

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建立了当地华人对国家的认同。(Getty Images)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东南亚的华人则自称是所在国华人；而香港和台湾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究竟，中国人和华人有区别吗？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最后一站是广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车时，访问了多个中国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决心：开放关于新加坡民众不得访问中国的规定，虽然那个时候距离新加坡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还有十多年。“我意识到要消除国人对伟大‘祖国’心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到中国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立国之后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而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认同。“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续了四千年不曾间断。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重新扎根，欠缺的正是这种自信。”《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的政府成功地建立了当地华人对国家的认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不是中国大陆的华人。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数量，一般的估计为六千五百万人。其中台湾两千三百万，香港近八百万，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约两千万，其他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

在英国当电脑工程师的林先生来自马来西亚，他和太太都是马来西亚第二代的华人，国语和福建话、客家话都很好。“我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移民过来的英国人”，林先生这样总结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他的女儿，从小在英国长大的Linda却认为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有华裔血统的英国人。

“我们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但从小学中文讲华语，亲戚邻居很多华人，但Linda不一样。”林先生解释说，在先进的欧美国家，华人文化上的优越感远不及在东南亚，这是年青一辈困惑的地方。

在欧美国家，老一代的华人仍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陈先生从广东台山来美国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至今仍然看中文电视读中文报纸，但已经生儿育女的儿女们，虽然仍然可以听懂中文，但用中文完整的沟通已经有困难，而第三代就已经非常美国化了。

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华人的身份认同区别，和所在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关系。在东南亚华人经济和社区功能十分发达，而在欧美，华人相对分散，必须非常本地化才能挤入主流社会。

英国BBC电视台曾经播放一个有关福建非法移民的节目。节目中介绍说，香港和邻近的广东省居民十分富裕，但北方的福建却很贫穷，受过的教育有限，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中国人。显然，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身份有很多困惑。

实际上，海外中国血统的人士，对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也同样困惑。比如在美国，华人有来自中国大陆，有来自台湾，有来自香港，有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原先国籍仍然是中国，到美国才入籍的越南、柬埔寨华人，也有早已在东南亚国家入籍之后才移民的华人。

不同类型的华人之间往来不多，有自己的社区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和近代历史。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使入籍也是如此），而东南亚的华人则称自己是所在国华人，而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通常称自己为香港华人和台湾华人，但也有人坚持自己是香港中国人和台湾中国人。

海外华人来自不同地区，有自己的社区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和近代历史。(Getty Images)

“华人的称呼，主要是东南亚、台湾和香港的移民用来区分自己和中国大陆人的，”旅居法国巴黎的学者蔡崇国分析说，“其实中间也并没有太明确的定义，因为在英文和法文中没有这样的分别，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中国人’这个说法有更多的对中国大陆的认同。”

中国人移居海外在明末便已经开始了。大量福建广东的没有土地的中国人，由于生存竞争严酷而移居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各国为主。清王朝一度斥之为天朝弃民，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而海外华人因为较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又对满清异族的不满，因此成为孙文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虽然受到母国和所在国的各种歧视，但当年的海外华人往往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且通常选择不加入所在国籍，或者是不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对海外华人颇为照顾，并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身份。然而自中共建政之后，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东南亚各国采取不承认双重国家的政策，当年许多华侨因此宁愿选择回归中国。同样，中共政权也不承认双重国籍，这里有对海外华人不信任的原因，也有外交上讨好各国的原因。

如今，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已经很少。由于生计所迫，绝大部份华人选择归化外国籍。

旅居在瑞典的茉莉，是在海外活跃的异议作家，一九八九年之后在湖南的监狱中度过两年时间，一九九二年之后离开中国。“因为身份决定了发言的份量”，茉莉认为，“虽然加入瑞典籍仍然可以写文章批评中国，但我认为保留中国的国籍，对中共进行批判更有力度，更有说服力。”

不久前刚刚被释放返回美国的杨建利，和目前仍在中国监狱中服刑的王炳章，也都选择不加入美国国籍。这种坚持以中国国籍身份对中国制度进行批判和（希望）改造的态度，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并不少见。

海外民运活动人士杨建利及王炳章等人，坚持以中国国籍身份对中国制度进行批判。图为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杨建利在返美后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奥运自由衫跑步活动。(新纪元)

记者在英国曾经见过一位黑人的谭先生。这位谭先生并不是长得黑，而是根本就是一个黑人。他得知记者来自中国之后，对我自称他也是中国人，见我不信的样子，便拿出他的证件指给我看，他确实是姓：Tan。

他告诉我说，他的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广东农村去牙买加当了甘蔗农场的工人，后来自己开了商店，娶了一位黑人妻子。谭先生的父亲是最小的男孩，也娶了黑人为妻，因此我见到的谭先生，完全就是一个黑人的模样了。

谭先生说，爷爷坚持在家中说中文（估计是粤语），所以他的伯父和姑姑们都可以说一些中国话，但他父亲却只能懂而不会说了，谭先生对此十分遗憾。他说，爷爷后来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但家中仍然有祖先牌位，伯父和姑姑都仍然按时上香。

这让我十分好奇和吃惊，但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完全不会中文的黑人谭先生后来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读了多本中国历史书籍，当然是英文书。他总结说自己最不喜欢日本人，原因是“中国强大几千年从来没有入侵日本，但日本一强大马上就侵略中国。”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自称是中年“愤青”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泉，他大为兴奋，认为这证明了吾道不孤，不但有为数众多的中老年“愤青”，也有海外的黑白“愤青”呢。

中国文化中最令人疑惑内容之一，就是“忠”和“仁”的关系。忠孝仁义，是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忠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君代表政权，作为人伦世界中“忠”的第一排序。然而孟子说：“王有过，谏之，再谏不从则去。”而且，中国人并不认同万世一统的政权，“为君不仁，征伐可也”，所以中国人同样认同汤武革命。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想过要“东渡九夷”移民朝鲜。

现代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政权的认同，经历了极为极端的周折。中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人同仇敌忾，集资抗日，热血冷骨，显示了对当时国民政府政权的高度认同。

共产党建政之后，华人大部份仍然持有相同的态度。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主要组成人员多为华人，民众间因韩战中共对抗全球第一强权美国而感自豪。然而中共对“海外关系”的整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却硬生生改变了东南亚华人的态度。

在中国经历了中共彻底改造之后，如今中华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海外华人聚落。所谓“礼失求诸野”，实为当今一大写照。因此可见，海外华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更多的是中国承传了千年的文化，而不是政权。

已经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把中国文化归结成为“道德和艺术”，以和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进行对比。他认为道德和艺术，正是一种向内的文化，因此中国人不以外面的指标作为人生的标准，儒家重道德，而道家是艺术。这和我们通常的浅表认识大为不同，究竟《道德经》是老子著述的。

钱先生认为，中国道德的中心是“人伦”，修身齐家治国，从人伦而天下，由内逐渐而外；而道家的艺术，不反映在可以由人评论鉴赏和可以出售的外部世界，而反映在心境上。恰如庄子所说“官知止而神欲行”，停止了外部的认知和追求，才能发展人类内在的神性。

钱穆认为，中国的改造必然由传统的中国人伦文化而起步，这正如要登山必从脚下第一步开始。别人的路再好，我辈也只能从脚下这里开始。他认为中国的士文化有十分先进和优秀的成分，去粗取精分清良莠，将有大成就。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不良成分，也有很多落后的内容，但精华仍在，经过数千年的锻链，改造之后完全可以和现代社会配合而成长。

而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等于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决定了中华民族巨大的生命之力。尤其在当今世界物质化外求的潮流下，更显得异常可贵。

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除了忍耐、变通和更为刻苦耐劳之外，乡党、宗族、行会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都是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运作的。

一九八八年李光耀在北京和赵紫阳见面，赵紫阳当面问李光耀对《河殇》的看法，李的观点是，《河殇》太悲观了。他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实践证明，家庭、宗族和国家认同，社群利益优先，以及忠孝仁义的儒家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完全可以很好地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最佳范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真正追究到文化优势的却很少。十多年前，“亚洲价值观”被提出，受到了许多人的批判，当然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事实上，这个“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价值观。否则很难解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儒家文化传统更深的地区和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的事实。

李光耀的观点值得重视。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需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融洽。儒家的“人伦”道德，容易导致政府官员家族和宗族腐败，因此现代西方的人权、法制和民主等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平衡机制。而中国的真正复兴，必然需要借鉴中国大陆之外华人在这两方面平衡整合的成功经验。◇

香港回归中国十个年头了，但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民众对“中国人”有多少认同？地道港人Freeman说：“身为中国人，我绝对是爱中国的文化，而不是爱这个政权。”

曾几何时，香港被称作世界最大的华人街，本来属于中国领土部份的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一百多年。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十个年头，但在“一国两制”的前题下，习惯了自称“香港人”的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这个名称又有多少认同？

香港被称作世界最大的华人街。(clipart)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说：“我是拿中国护照的，我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觉得有人权思想、有人道精神，能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这就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与爱护中国是没有大分别的，我们国民身份认同并不是爱—个政权、一个政党，而是爱中国的同胞，爱中国的大地山河，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即使是持有别的国籍，也不妨碍你做这几样事。”

司徒华认为，作为华人，当然对中华这个民族会更加关心，谈到人权、人道、帮助他人也都应该从身边做起：“如果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不关心，又如何帮助其他的人？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假如我们爱全世界的人，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中国人。”

REBUILDHK网主Freeman是很地道的香港人，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再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他说：“香港回归后，我觉得很明正言顺地我是中国人，尤其经过十年的时间，我觉得回归后，自己的角色也慢慢地改变。无论叫我做中国人还是香港人，意义不大，但我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改变的，以前会关心香港的事务，现在会扩展到关心国内的人和物。”

还记得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于二零零五年四月被捕后，同年八月五日，中共官方新华社报导程翔被控以间谍罪正式逮捕后，接着是“舆论先行”，部份香港亲共媒体接连对程翔进行了负面的报导。

当中包括传出自称其情妇的人物出现，后连日报导指程翔因为结识“情妇”黄伟而误坠间谍网。此时，当事人黄伟专程由深圳来港，接受媒体采访，斥责有关媒体捏造事实，并强调她与程翔只是朋友，她并否认曾经出卖程翔。

当黄伟接受采访完毕后，电台有听众打电话说，觉得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有感愧作为中国人。

程翔于二零零五年四月被捕后，部份香港亲共媒体接连对其进行了负面报导。图为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程翔获准假释返港后首次公开露面。（Getty Images)

去年有机会在印尼逗留了两个月，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排华事件，一次是六十年代，另一次是在八十年代。不像在其他地区，印尼华侨的外貌，很多更像印尼本土人而不像中国人，从名字上也看不出他们的中国血源。

印尼曾经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排华事件。图为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印尼雅加达发生排华暴动，华人商店遭焚烧，民众正忙着搬运货物。(Getty Images)

在我接触过的印尼华侨中，有告诉我说，不希望做中国人，宁愿是印尼人。也有印尼华人认为，不应该突显华人的背景，而是应该同化当地的文化！从印尼华人的外貌、他们的心态和想法，我看到了生存本能的一种反射，急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背后，隐藏了中共迫害中国同胞的见证：中国华侨在印尼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排华事件都在中共夺权后发生的。

六、七十年代，不少的印尼华侨回中国，说是为了建设祖国，满腔热情换来的是财产的掠夺，无尽的批斗……

现在印尼的华侨圈子也是中共紧盯的范畴，一些华侨出于希望祖国强大的心态，误以为中共的霸道强势是一种强国表现，不愿去深研中共侵犯同胞的累累罪证。

问Freeman可有身份认同方面的疑惑？他说，前一阵子香港流行讲“爱国论”，在这之前，确实感到自己在概念上有点混淆，很想去厘清这些概念，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爱国不等于爱党，他说：“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文化才最重要。”

Freeman续说：“身为中国人，我绝对是爱中国的文化，而不是爱这个政权。”听到印尼华侨的情况，Freeman有感华人仍在苦难中，在香港还是比较幸运！

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认为自己“当然是中国人！”他说，因为家里的教育从小就灌输他民族感情，所以他很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一些中国现时的现状，林子健觉得这不代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我觉得现在中国除了需要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外，还需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和道德操守，这是中共建国（夺权）后造成的很大的破坏。

现在人与人互相之间的不信任，看到中国毒食品如头发酱油、大头婴儿奶粉等，可以看到做奸商的全无人性和良知，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现在的状态，共产党执政期间，子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人与人之间不信任，这是文革所带出来的后遗症，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

林子健认为，现在强调经济发展，讲利字当头，以经济挂帅，都以赚钱为先，毫无道德操守，伦理道德没落，不是一个富强中国。他说：“富强不单是看经济，还要看国家的公民教育等，这样才能成为富强的中国、令人骄傲的中华民族。”

保育人士何来说：“我看我自己首先是一个香港人，然后才会看我作为华人这个身份，因为地区性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十年，但中国这个国籍对何来是模糊的，她说：“对于曾经在殖民地生长的人，对国家的观念是模糊的，我需要思考国家观念的认同感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我不认为，我外表是中国人，我就是一个中国人。现在的香港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认识很簿弱，甚至不认同，因为港人没有本土资源去把持这种价值观。”

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港人温太太说：“总括来讲我是中国人，但如果要将华人、中国人、香港人分开来讲，又是一种分化，我自己觉得我是中国人，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就算我曾经有过英国护照，我都是属于中国人，因为我的确是中国裔。”

温太太感概地说，“本来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在以前亦出过很多文人，孔子、孟子、庄子等，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很好的，但为什么现今会变成这样？后期我们中国人很自私，自己人斗自己人，突然间没有了那些文人，不是斗死就老死，在文革时，文盲是最好的，可能是容易管治的原因，要管治他们的思想，（中共）不要给人民思想太开明，聪明和有智慧，那政府就好做事，那中国就是这样断层了，没有文化去约束人的心。”

她续说：“虽然我已作为外婆，但对于我的女儿及孙女，都是让她们有个人思想，我不可能控制她们的思想。”温太太也觉得现在香港的年青人缺乏自信和没有一个目标，就算有理想有目标，也都不够远大和正确，所以对现时的年青人太失望。

当文员的岑小姐认为，自己在香港出生叫香港人，现在已经回归中国，那就更加肯定自己是中国人。她认为，大多数香港人没有民族意识，回归中国后，自己觉得开始有寻根的感觉。

在香港退党服务中心，有一位青少年对退党义工表示，觉得中共太坏，不愿做中国人，长大后要到外国去！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下，党国概念被有意地混淆，需要一番的思考，才能辨识那些偷梁换柱的技俩。

回归十年，在香港人寻根的路上，寻回的不单是厘清了的概念，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的肯定。◇